孝是儒学伦理中重要的内容，它具体规范了封建时代子女必须对父母及其他长辈履行的义务。在儒学伦理里，父母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子女，将他们抚养成人，相应地，子女在父母年迈之时，也必须作出回报，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就是“孝”。在封建伦理文化相当发达的古代中国，孝在《孝经》里有着十分明确的阐释和规定，犹如封建法律条文一般。而事实上，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孝”虽起源于道德的约束，但最终却转化为封建法制（实际上是人治）的一部分。在讲究封建门第和“光宗耀祖”的传统中，“孝”竟表现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特色，传宗接代成为“孝”之最重，这又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中孝文化的一大特色了。
有意思的是，佛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受到中国孝文化的影响，也讲起“孝”来。由于佛教规定信徒必须剃度、出家修行，才能得其正果，这跟中土伦理有很大的出入，佛教初传中土时，不行孝道往往成为排佛之士的口实，也确实成为佛教普及和中国化的一大障碍。虽然有居家带发修行（居士）这样的变通方式，但毕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如何能在“孝”上与儒学伦理沟通，成为历代高僧不断努力的一个难题。经过前代高僧的不断总结和开拓，五代北宋之时，“辅教大师”契嵩在全面钻研儒学经典的基础上，对佛学教仪全面系统地进行儒学化的解释。《刹津文集》中，他大声宣称佛家也讲“孝”而且，佛家之“孝”的理解还远胜于儒学对孝的定义。在契嵩眼里，作为凡俗尘世的“我”，是父母所生，但是，这个“我”只是“我”的法身所经历的亿万“劫”中的一个轮回。这个“我”的生身父母只不过通过他们的一夜偷欢，使“我”历此一“劫”而已。那么，“我”对生身父母行孝，也只能是暂时，因而也是虚妄的。而“我”为了在“劫”满之后，修得“法身”，就必须累世苦修，以便功德圆满。因此，“我”舍弃对生身父母行小“孝”，而佛教如此论“孝”，以求得与儒学的融通，真可谓苦心孤诣。但通过这样的阐述，“孝”的内涵在发生改变的同时，也更加深入人心且表现出主体的自觉来。难怪宋初诸儒在听完契嵩高论之后，虽心有不服，却又不得不承认大开眼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