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就有许多安老、养老、敬老的思想和实施方法。《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孔子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提倡：“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已归矣。”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敬老、尊老、养老的伦理观念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第一，“尊老敬长”的社会伦理道德精神。传统孝道中，“尊老”、“敬老”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现在称谓、礼仪和史制等各个方面。如在称谓上，称长者“父老”、“父兄”；在礼仪上，古代敬老，行有行礼，坐有坐礼。在养老制度方面，“选其耆有高德者”充任乡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或国家政府设立“父老”官。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亲亲”和“敬长”(奉养父母、尊敬长辈)的重要性，认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向百姓提倡“孝行”。孔子把家庭范围内的“孝悌”思想推及到社会上，用以处理社会人际之间长幼关系。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孝经》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对孝推祟很高：“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文”。这就视尊老敬老为天地间最大的行为准则。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思想逐渐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道德准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在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物质供养与精神赡养的统一。对父母的衣食物质等方面的供养和精神上的亲近、尊敬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对不同阶级和不同制度的社会者适用的“起码”的道德底限，也是“孝”本身所蕴含的。孝首先是奉养，奉养是孝的基础，是孝最起码的表现，没有一定的奉养就谈不上孝。孟子在谈到世俗之孝时曾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危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里所列五项中直接提以奉养父母者即有三项。奉养是孝的第一要义，但并不是说只要奉养就是孝。《孝经·纪孝行章第十》：“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至其敬，病则至其忧，养则至其乐，丧则至其哀，祭则至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普通百姓尽孝道，应当“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而不能只注重物质，不注重精神，如果没有爱的精神，“虽日用三牲，尤为不孝也”。孔子倡导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因此，孔子认为奉养是最低的要求，真正的孝养应该达到敬养的层面。对老人只养不敬，并不是真正的孝；物质供养、精神供养，关键在内心的敬养，心养才是真正的孝。
第三，强调家庭对赡养老年人的职责与义务。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家庭经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态。这种具有血缘性、农耕性的封闭式家庭生产、生活方式，使古代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都主要依靠家庭这一载体来独自完成。而以家族为中心的生存(生产、生活和交往)状态，必然地要构成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家庭结构与供养问题等就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人们一直视数代(三代以上乃至多代)同堂为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因此，祖孙三代以上共居的家庭结构，占中国传统家庭总量的绝大多数。在数代同堂的家庭中，老年人退出劳动生产、完成劳动经验的传授和家庭财富的代际交接后，终生同子孙生活在一起，接受他们的赡养。如果子孙另立门户，则为社会道德和法律所不容，如《唐律·户婚》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自唐以后直至清代的法律，对于别籍异财、供养有缺的，都视作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