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既是别异的原则，也是沟通的原则。作为一种别异的原则，它以宗亲为纽带，最明显的是把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双向关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伦理要求对父母的关爱优先于社会的责任以及政治的忠诚。但是作为一种沟通原则，儒家伦理要求我们不仅要超越自私自利，而且要超越我们的家庭、社群、社会、国家甚至族类的私人关怀。将“孝”谴责为不自由、不平等、等级性、礼俗化以及承担责任，使得“孝”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成为属于封建传统的令人厌恶的东西。对父母权威的拒斥，尤其是对专断父权的抗拒，构成当代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孝”所代表的特殊主义必须为个体的普遍主义所取代。因为我们应当是天地的孝子。这种“孝”的观念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有效地，在生态学的意义上是健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