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做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在中华文明史中，孝文化以其强劲的活力历久弥坚、世代传承。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该随之变化，许多传统道德面临着时代的冲击与抉择。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对孝道的一些具体要求，如孔子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三年无改父之道”，孟子所强调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经》所倡导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等，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予以摒弃。但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虽然传统的孝道多有时代局限和具体实践上的种种不足，但毕竟涉及人类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任何时候都是道德全民性和稳定性的体现。所以，孝这种伦理道德，是合情合理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社会风尚的体现。因此，它不仅作用于过去，而且作用于现在乃至将来。
就孝道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性来讲，我们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孝。所有的人都有父母长辈，都有子女晚辈。今天的子女，就是明天的父母。赡养父母，就等于是保存人类，赡养自身。所以，赡养父母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的重要保证之一。第二，敬重父母是最高尚的孝。赡养父母是必要的和必需的，但是，在这样的赡养中必须融入尊敬和敬重的精神。没有敬重，孝道就失去了灵魂，就会变成虚伪的和徒有其名的，最终也难以长久坚持。第三，孝与忠是相通的。在家孝与在外忠应该是一致的，虽然孝子不一定就会是忠臣，但忠臣一定得是孝子。在“忠”的问题，旧时代有着明确的阶级性和时代局限性，忠只是忠君忠主。但是，在今天，君主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同样是孝子的必然归宿。第四，孝并非唯命是从。把孝道引向对父母的唯命是从，是古代孝道的最大弊端。在今天讲求法治和民主的时代，要想使孝道生机勃勃，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作为行孝的前提。当然，孝道不必与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相对立，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对父母和亲人的孝，往往容易与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产生现实的矛盾。所以，要想使传统的孝道美德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必须把一份民主和法治的责任心放在首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人们也耳闻目睹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置亲情于不顾，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和老人，致使许多家庭为此而破裂，影响到社会安定。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出现，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