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就职的第二年，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任上来。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遇上鲜卑人入塞钞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赵苞该怎么办？
在汉代，这个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恐怖主义”或“民族大义”之类，但这两样，在那时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亲被劫一事。古代，“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虑的事情。
类似的难题经常发生，尽管不都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发。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不同意孔子，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算不算一种孝顺呢？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汉人编了一本《孝经》，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这本书应该叫《忠经》才对。同样是汉人编的《礼记》，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
但这种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把父权否认光了，君权何所依傍？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强大的事实，怎能视而不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
也许问题不在于“忠”“孝”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前面我只说“家国”，“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说“公私”，就是因为古代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公”的结构，家也是私，国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私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们可以说“古代社会”，但得意识到那种“社会”并无清楚的边际，也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最后，赵苞选择了忠。他的母亲被杀。下葬后，赵苞也呕血而死。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