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是崇尚诚信,把诚信作为成功和做人的前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老子和墨子都已经提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轻诺必寡言,多易必多难”的言论,这是对诚信的诠释,大家都说懂了,实际上还有着不同的认识。很多人习惯以功利的眼光看问题,对于诚信也是一样。前些日子看到过一篇讲诚信的文章,题目是"诚信的妙用",文章从教师、学生、企业家、商人、干部等不同人的角度,列举诚信的"妙用"。这是一篇参加征文比赛的文章,经过两级评审,初评列入优等。又常听有人说,你如不讲信用,人们会认为你是不可靠的人,再也不信任你;不能取得人们信任,便寸步难移。企业如果不讲信用,没有回头客,便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总之,因为诚信有"妙用",能带来好处,所以要讲诚信。这是一种流行的认识。
诚信能带来好处,诚信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无疑是客观事实,这样讲并不错。企业家从谋求企业长期发展和获得更多利润出发而重视诚信,也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无论对于企业家自身还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这样认识是不是够了?
道德的要求、道德的行为,应该是出自内心的,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求自己的心安,或者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它考虑的问题是应不应该,能不能安心?而不是有没有利,值不值?孔子在回答宰我关于缩短服丧期限的问题时,问宰我如果这样做,你能心安吗?如果心安就那样去做好了。这就是说,关于服丧的种种要求,不是谁规定了要人们来遵守的,而是出自人们的内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抚养长大成人的,幼时有三年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在父母去世时十分悲哀,"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服丧的要求正是适应了这种情感的需要。君子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自己能够心安;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于心不安。这段话说明了道德的真正本质:道德是出自内心的,只是为了求自己心安,不是为了别的。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指出了知之、好之、利之、安之、乐之这样一些不同的境界。同样的行为,利之与安之,因为对己有利而做和为求心安而做,是不同的。安之、乐之才是真正的道德境界。
关于诚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他举出车上用来连接车辕和横木的销钉作比喻,说明就和车没有销钉就不成其为车一样,人若无信也就不可以为人。关于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这是说,宇宙自然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虚假就没有事物,不诚就不成其为世界,这是天道。人道本于天道。因此,人道就应该"思诚",也要讲诚信,也不能虚假。孔子和孟子这些话,都是从自然和做人的根本上来说明诚信的重要。
谈到当前的市场经济,诚信同样是一个基本原则。人们常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竞争,或说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其实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诚信。市场经济的交换是通过契约来进行的,而契约是要靠诚信来维持的。失去诚信,契约就不能维持,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行。所以,诚信是更基本的原则,竞争和谋取利益最大化都应该和只能在诚信的基础上来进行。
从诚信有妙用的认识出发,因为诚信可以带来更大的利润而讲诚信,这是"利之"。因为有利可图而讲诚信,利益是第一位的,诚信是第二位的;诚信是为谋取更大利益服务的。这样的诚信是不可靠的;只要条件许可,欺诈可以为他带来更大的利益,他就可以背弃诚信,选择欺诈。安然、冠生园等知名公司屡屡爆出诚信丑闻,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诚信的妙用,而是由于他们在诚信与利益之间的计算上出了问题。
相反,真正的诚信并不建立在妙用的基础之上。季札挂剑的故事里,季札在心中暗许回程时将剑送给徐君,待到回程,徐君已死,他便将剑挂在徐君墓前树上。从者不解,说人已不在,还送给谁呢?季札说,我心中已许诺了,岂能因徐君的去世就背弃呢。这里只有恪守信用的考虑,没有丝毫对"妙用"的追求。同仁堂二百多年来坚守诚信,"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对于药材、工艺一丝不苟。这样做赢得了信誉,保证了长期的兴旺发展。这是坚守诚信带来的效果,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妙用"而诚信。他们这样做,用他们职工的话说,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无疑于谋财害命。为了对顾客负责,为了职业道德,在时疫流行,药品紧缺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不涨价;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宁可蒙受经济损失,坚决销毁。他们是求自己的心安,而不是得失利害的计较。在这里,诚信是第一位的,利益是第二位的;利益不是出发点,而是诚信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像这样,才是真正的诚信。
所以,诚信可以带来好处,但不能只是为了"妙用"而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做人的根本要求,是超越于"妙用"之类功利考虑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