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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科大周本争
- 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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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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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7 14:24
|只看楼主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平民和执政者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我们自我设计个人生活的机会比所有过去时代的人都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我们的选择和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即每个人都要对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他人和整体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训练
我们生来具有维护自我、繁衍后代和保护自己的活动区域的天性，我们的基因让我们不宜于和平共处。我们具有本能，但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作为群居生物、作为在共同体中生活的生物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能力都要靠学习得来。如果没有教育，我们将相互争夺食物、相互排挤，必要时甚至相互杀戮。因此，我们需要各种规则一一从十戒到《基本法》，直到刑法；我们需要有人在周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传授共同体和社会中的生活之道。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产生影响，当然并非都是好的影响。我们学习用刀、叉、勺子吃饭，学会洗澡，学习不说谎、不偷盗。在家庭、学校中，在游戏或体育协会中，我们学习各种必要的行为方式。至迟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还要学会适应、顾及他人，甚至还要学会守时和诚实。一旦我们触犯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就会遭到批评、鄙视或者拒绝，有时一一尤其在小时候一一一甚至还会受到惩罚。至此，一切都还顺利，也合乎目的。
然而，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如果学校力不从心，如果电视、录像、电脑和互联网长时间所灌输的内容冲淡了父母和学校的教育影响，如果儿童和青少年陷于不良社会环境，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那么，不良影响就容易占据上风，社会化的行为就得不到培养。如果一个未成年人陷进某个以破门盗窃和盗车为乐事的青少年团伙，或者卷入毒品团伙，成为毒犯或犯下拥有毒品罪，或者加人强盗或光头党集团，他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而他自己也会危害他人。这时再对他进行道德和美德教育就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他这时所需要的是个人关怀，然而，谁愿意做这种事呢？结果，等待他的望望是警察、刑事法官和监狱的惩治。
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某些地区，父母和学校难以发挥足够的正面影响。许多教师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尽量把自己的工作限于根据教学计划传授知识；还有些教师片面地和肤浅地理解反权威教育的斗争口号，有意识地不给学生树立自然的、建立在修养和道德以及法律基础上的权威。以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儿童和青少年不懂得规矩为何物。这种教育现象还有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放任主义。然而，无视任何权威的放任式教育不能叫做教育。
因此，过早地将班级集体分解为专科小组形式，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学生免修他们不愿学或不感兴趣的课程，是一种错误。一般说来，专科教师代替不了班主任的作用。班主任往往最了解学生，能够最及时地给予学生亲切关怀。一个好的班主任每周都有许多时间同他的班级在一起，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好奇之心、首创精神、独立性、想像力和创造性，同样也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之间相互谦让、帮助和批评的精神。年轻人必须学会两种东西，即批评和接受批评的能力。
就传授美德而言，实践比任何理论课程都更加有效，后者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目前在培养教师时过于重视科学理论，而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实践关注较少。如何引导儿童的参与精神和自己动手的能力，如何唤起他们的创造性，如何培养合作精神，如何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约束，并在此后逐步放松约束一一对于所有这一切，未来的教师们只是在理论方面有所了解，还缺少对于未来教师职业的实践准备。教师的确应当向学生传授知识，因而他自己必须拥有知识。然而，教师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教育影响的能力也同样重要。
价值、态度和美德必须通过实践经历以及榜样和表率的作用才能变成内心的东西。这一点适用于实科中学、文理中学和职业学校，也适用于大学和教会。能够背诵一些戒律和美德，在未来什么时候或许是有用的，但对青少年来说这些内容只是些词句。目前各种组织中的青少年工作在传授美德方面比抽象的伦理课程成功得多。对青少年来说，在按照教育原则开展活动的青少年小组一一它要求所有成员积极技入并具有牺牲精神一一中的实践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这种经验，应当认真考虑开展一次全民性的社会义务年活动。由于对内、对外政策的原因，维持男子普遍义务兵役制是迫切必要的，同样，为拒服兵役者所规定的替代性民役制度也必须维持下去。后者对社会是有益的，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民役制度在大多数地方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证明，该制度也可以在青年妇女中实行。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本来就应当这样做。如此一来，青年男子的兵役将成为普遍性的社会义务年期间的诸多义务形式之一。
社会义务年活动将使许多人体会到人间的困苦，同时也使他们体验到能够帮助他人的那种人间真情和乐趣；它还会强化义务思想，而无须专门就此去说教；此外，它还将使人们获得关于劳动这一基本价值的实践经验，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相反，如果像有些持机会主义观点的自由派人士所要求的那样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和义务民役制，将对维护社会内部团结的力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纯粹的职业军人和雇佣军制度所可能造成的政治风险就更不用说了。
显然，关于全民性社会义务年的建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有人甚至会把这种建议同纳粹时期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制度作恶意的比较。因此，支持上述建议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勇气。义务年活动不仅有益于教育目的，而且能够大量减少失业，甚至还可能减少青少年犯罪，犯罪毕竟与青年人失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当然，人们未必在整整12个月中都去参加义务年活动甚至对服兵役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军事培训。义务年活动也不需要统一的着装甚至制服，不需要对所有的人进行统一培训。此外，那些在医院和养老院服民役者的实践证明，我们不需要为社会义务年活动另设庞大的组织和官僚机构。在许多地方，人们需要更多的“服民役者”来充当助手，而社会义务年活动可以填补许多空缺，包括环境和自然保护方面的空缺。
事实上，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愿意投身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活动。大量的服民役者证实了这一点，各种协会和教会的青少年工作证实了这一点，帮助外国人、保护纪念物、提供发展援助、自然和环境保护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和大赦国际的活动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年轻人还具有高度的牺牲精神。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具体的任务，并且有负责任的、热心的人主持工作，就有许多年轻人愿意为此效力。这种意愿将成为社会义务年的基础。
经验、价值和美德通过体验、榜样、表率和亲身经历得到传承。全部青少年工作都一一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还不如说是无意识地一一服务于这种传承。在这方面，成年人在许多场合不仅扮演着师长的角色，而且扮演着榜样的角色，尽管人们从表面上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在公共舞台上，我们同样也需要榜样。
在公共舞台上，我们同样也需要榜样。我的朋友库尔特·科尔伯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是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指导的榜样，而不是什么制订好的行为规范。”我认为不应当忽略规范，但是，我完全赞同科尔伯对榜样的呼吁。原因在于，从长期来看，政治阶层和经营管理阶层只有让其属下相信他们关注国家和国民的公共利益，他们那种基本上按照自己的设想领导国家和经济的做法才是可行的。只要他们证明自己坚持原则并富有牺牲精神，人们就会认同他们的榜样作用。相反，如果他们只是在周末讲话时谈论价值沦丧或价值转变，而没有让人觉得他们在坚持价值，他们就不适合充当榜样角色。虽然国民会忍受和选举这些政治家一一只要后者尚能在某种程度上履行其职责一一但是，国民不会感到振奋，也不会从这些政治家那里得到鼓舞。然而，如果政治家们甘愿说出必要的实话，甚至对各自所属的集团也这样说一即使这样做让他们觉得十分痛苦一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坦诚的名声，那么，政治家也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医生、法律界人士、教授以及新闻和媒体人士等职能精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胡伯特·马克尔说过：“如果缺少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和牺牲的教育，领导人物最终将确如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经常指责的那样，充满令人难以忍受的狂妄自大和无所顾忌的气味。”谁能够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呢？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走得更远，他于1997年说道：。“进行必要改革的力量最终必然来自领导人物。”这里不仅对社会上层人物提出了道德要求、做出榜样或表率的要求，也提出了领导的要求：领导人物应当真正担负起领导职责。古罗马时期有句格言：Videant consules！译成德语意思就是：执政者要重视领导职能。
有一项重要的领导职能迄今受到忽略，那就是在学校教育和培训机构中不仅要关心年轻人的学习，维护他们的权利，对他们提出希望，还要让他们意识到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
老年人不要因为少数年轻人的吵闹和犯罪行为而产生误解，对现在的所有年轻人做出否定性的总体判断。现在的年轻人骨子里完全充满活力，与如今的中年人相比，他们对各种所谓的危险更少恐惧。恐惧心理主要存在于35～55岁之间的人群中，而生活的勇气则集中表现于青少年身上。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自己就把希望（包括政治希望）寄托于那些正当20￣25岁或30岁的人身上。
由于德国人面临着价值和道德沦丧的危险，我们必须在公众当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我们需要一种公共道德。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必须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要想长期维护8000万国民的尊严、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那么，所有这8000万人需要拥有一种共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不能单靠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它也需要每个人负责任地行事。忽略了义务，我们的权利将无法长期得到保证；没有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如果缺乏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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