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民，在止于至善"。《小学·内篇》卷一篇题为"立教"，开宗明义引《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语。朱子为《小学》作序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在古代，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都重视伦理教育（明明德）与道德修养（修道），把伦理教育和道德修养看作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也称儒教。此处所说的教，既是宗教之教，也是教化之教，教化之义主要地就体现在伦理与道德教育方面。
儒家自从孔、孟起，便有了侧重伦理与侧重道德的差异。孔、孟二人相比，孔子更重视"道"，而孟子更重视"志"。孔子所说的道，是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无道"社会中，孔子以恢复"先王之道"为职帜，更多地关注伦理价值的澄清和礼仪规范的制定。这也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指出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特点。孟子自称是"圣人之徒"，儒者之道已由孔子确立，那么对于孟子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践"周公、仲尼"之道，于是孟子强调"士尚志"，即确立道德主体性。
孔、孟之间重视"道"与重视"志"的差异，是历时性的差异。存在于早期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中的这种差异，在后来发展为儒家内部在伦理教育与道德修养上的两种根本分歧：在如何弘扬儒家的伦理道德理想的问题上，理学中的道学一派强调对于伦理规范的认知，心学家们主张发挥人的道德主体性。
道学家们认为，人们之所以纲常混乱、行为败坏，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伦理价值混乱，人们多被异端邪说所吸引，不懂得儒家伦理乃万世不移的"天理"，固而道学一派在道德修养方法上主张"格物穷理"，通过对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所包含的"天理"的认识而达到对于天理本身的完全体认，而此处所谓的"天理"，便是以儒家伦理纲常的哲理化、本体化的表述。
心学家们认为，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伦理价值和规范方面，儒家的道理托之于圣人之言，载于典籍书册，见者自明，而世人之所以不能行，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实践道德的向善的勇气，不懂得善性的根源就在于自身，只要勇于实践，率性直行，必然中道。于是心学家们在道德修养上主张发明本心或致其本然之良知与事事物物，鼓励人们勇于担当，真做实行。
儒学在伦理教育和道德修养上两个不同路向的发展及其争论，对于我们当代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伦理建设与道德建设、伦理教育与道德修养是两个既相联系而又有分际的领域，各有其任务和范围，不可互相替代。 其次，单纯依靠伦理教育或单纯依靠道德修养来解决伦理道德领域的问题都不免流于片面。在道学家看来，心学忽视伦理教育前提下的道德践履"浑是一个私意"，难以保证道德实践合于儒家伦理。在心学家看来，道学对于伦理认知的片面强调，培养出来的不过是一些记诵习传之徒，"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道学和心学的相互批评都尖锐、准确地指出了对方的弊病。只有将伦理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解决伦理道德领域的问题。
由于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在中国文化中深入和持久的影响，中国文化曾被冠以唯道德主义或道德本位主义的名称，中国人也因古老的伦理道德文化而被赞为"东方礼仪之邦"，可是，在现今，中国人伦理之混乱、道德之缺乏、天良之泯灭、人性之丧失，已远远与礼仪之邦的美名无缘。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作为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可以为当代伦理与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资源，经过国人的切实努力，或可摆脱当今极其严重的伦理道德困境，甚至实现一些有识之士发出的呐喊："还我礼仪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