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暂时胜利和秦朝的短暂统一证明了“法治”的局限性。那麽，怎样才是最好的治国方略呢？战国初期魏文侯在位时的魏国情况是为后世所忽视的一个治国模式，魏文侯兼容并包，儒法不弃，是以称雄，享国半百。其实儒法两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而“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礼法结合应是最好的治国方略。战国时的荀子最早提出了礼法结合的思想，前面已经提及此处不再赘述。汉初政论家陆贾和贾谊对此也都有论说，但都没有跳出荀子的窠臼。陆贾规劝高祖“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贾谊则认为“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然而，汉初的治国方略既不是法家的法治也不是儒家的礼治，而是黄老道德之学。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时认识到秦亡的主要原因是用法苛严，当然不敢重蹈秦亡覆辙，故不行法治；而儒家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至汉初尚处于恢复状态，且因高祖等并不喜儒，故礼治也难实行。而黄老之学此时却有了发展的契机，成了暂时的官学。其实在黄老之学的背后，礼法在进行暗中的较量与融合。陆贾、贾谊及淮南王门客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阐发了这一思想。
真正完成礼法结合由理论到实践而成为治国方略过程的就是董仲舒。为了完成这一过程，董仲舒做了三件大事：提出“三纲”说；倡导“《春秋》决狱”；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统治的根本原则。在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说；韩非也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将儒法这两种等级思想结合阴阳学说，创立了“三纲”说。
《春秋》一书乃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著而成，讲“微言大义”，是儒家经典之一。《春秋》决狱即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实践以儒家精神指导刑法断狱，显然是以礼统法。
政治上的统一需要思想上的统一作理论基础，于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由“三纲”说到“《春秋》决狱”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内在的理论体现了董仲舒礼法结合，以礼制法的思想，也即他一再强调的“阳德阴刑”说。这就是董仲舒新儒学基本精神之所在。从汉武帝时起，新儒学就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治国的正统思想，虽然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其有所损益，但都万变不离其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