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本
周朝后期，礼崩乐坏之际，开始标榜道德仁义。然后，以仁义为主流的文化作为传统，从春秋晚期至民国，一直延续了二千五百年。
虽然，仁义是被孔子率先提倡的。但仁义的本自，却要上溯到父系氏族的开始。
仁，是亲亲为大。亲，就是亲爱，发之于个人的情怀。亲亲为大，指的是以互相亲爱为重。由是而知，仁爱是基于自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因此，孔子的仁爱比墨子（稍早于孔子）的兼爱易于让人受用。
兼爱，类似于博爱，简要而言，就是天下为公，强调公益，不计私利。历史上的天下为公，乃是原始大同的氏族公社，人们共事于简单的基本生存；当然，那是因为当时的个人如果脱离群体，基本生存是很难维持的。随着人类生产力（经验、技术的综合水平）的提升，原始社会被私有制走向封建社会，这就普遍地凸现了个人的自我。有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与行为，就会冲突于公众利益。而以个人的情怀去度量人人都有的自我，才会顺乎自己地提炼和发挥内心的情爱。
荀子继承孔子的思想，对于人我、自他关系的次序作了个很好的说明：唯有我方有他，唯有他则无我。对于个人而言，首先要明确地发现并树立自我，然后才可以去了解他人；在没有发现、树立自我的时候跟他人混同，就会淹没或迷失自我。当然，这个说法是基于个人必需的生活物资已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积累。至少，个性的成立是个人在生活现实中的有所独立。
义，是事之宜。事情在形势的趋向中该怎么做那就得这么做；换而言之，事之宜就是事理与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乃是人能取义之谓。当然，事情所处的形势与环境有大有小，例如有国家、乡邑、民族、宗族、家庭、个人之分。顺应正确的大气候就是大义，符合细琐的小事局则是小宜。
人际事务，必先顺应于人之常情，而后讲究常理的通达。因此，仁在义前，以义遵仁，使二者可以相配。虽然，有时候会公不徇私、大义灭亲，这乃是人生价值观由仁达义之所致。
礼崩乐坏，其原因乃是个人私欲冲破社会体制。应当说，礼乐是文明形式，仁义是文化实体；社会制度的文明形式架置在个人私欲的文化实体之上，文化实体的发展超过了文明形式的限制，文明形式就会崩颓。尽管如此，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人人都有个自我，绝对的个人至上是无法实现的，私欲过度膨胀抵触社会最终乃是人我两损。
基之于人人皆有自我，那就必须推己及人，才可以实行人道。个人私欲已经纵横之时，社会秩序的重新梳理，必须基之于人道，即顺应于文化实体的发展进行文明的对治。仁义之相配，可以具体地落实于人道。因此，仁爱是可行的，博爱则很难实现。但仁义文化一旦作为文明形式被僵化，那也是会与人的个性形成矛盾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原始群，然后出现血缘家庭，接下去便进入了氏族公社。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关系从杂交到群婚然后对偶婚。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被进入现实，就会感知并体认到人与物、我与他的不同。正是如此，原始大同的社会，人们一旦获得了个人衣食经验的积累，走向个人至上，便会成为人心对世界的体用。
原始群时期，人们必须成群结队才可以保障生命不受野兽侵夺。男女之间以基本的性欲进行杂交，没有固定的对象。当然，性欲是个人的，但性欲没被表现为对性伴侣的占有，个人的自私只是有其事实而没有其名义。
从杂交到群婚，这是一个彰显占有欲的过渡，进入了氏族公社的母系氏族时期。杂交是每一个具备生理功能的女人可以跟任何男人交合，群婚则是这个群体与那个群体的婚配，然后规定本群体之内的男女不可婚配。
到了对偶婚的实行，也就是父系氏族逐渐取代母权形式，婚配对象趋于固定，性欲之上的占有欲便被表现于起码的形式。于是，个人的自私也就在名义上得到了彰显。
母系氏族，是以生育繁衍、发展人口为重任，一个女人有好多个男人，所生的子女只认其母不知其父是谁。恰恰是生育繁衍的能力，乃为人类最根本的情爱之欲。因此，随着人口的发展，父系氏族将情欲落实为私有。这个私有化，使子女得以父母俱认、双亲齐全。由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从血缘细化为亲情，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开始普及于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仁义之所自。
漫长的延续了二三百万年的原始社会，是人心之中的自我逐渐进化的过程，也是生活经验、生产技术不断积累、掌握的成道立德的初步阶段。简而言之，道，是人之为人的途径；德，是个人对道的掌握。生活经验和生产技术就是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途径，对生活经验和生产技术的掌握就是个人得以独立的根本。
人心之中形成自我，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是自我追求完善的所以然，也是仁义与情理并臻的遵道进德的发展历程。道德的形成，早于仁义。但仁义的落实，却是最大程度地彰显了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