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两位值得让后人敬佩的大臣，一是方孝孺，一是铁铉。他们二人一文一武，高风千古，可昭日月。
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朱棣在攻克南京后，召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是建文帝所倚重的大臣，他认为朱棣是篡逆，所以当被带进朝堂时，他嚎啕大哭，哭声响彻大殿。当时，方孝孺是天下第一大儒，在燕军攻克南京之前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请求朱棣不要杀了方孝孺，说如果杀了他就断绝了天下读书人的种子，意思是杀了方孝孺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打击将是很严重的，所以朱棣当时也答应了姚广孝的请求。现在当方孝孺在朝堂上为了建文帝痛哭的时候，他便安慰方孝孺说，先生不要太伤心难过，我只不过是打算效仿周公辅佐成王罢了。言外之意我朱棣相当于周公旦，我的侄子建文帝相当于周成王，我是来辅佐他的。方孝孺质问，成王在哪儿？朱棣回答，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便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意思是成王不在了你就应该做皇帝了吗？成王有儿子呢！朱棣回答，国家需要成年的君主治理。方孝孺又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意思是建文帝有弟弟啊，也已经成年了，你怎么不把皇位让给建文帝的弟弟呢？朱棣理屈词穷，只好尴尬地说，这是我的家事。然后就让方孝孺起草诏书。方孝孺愤怒地把笔扔在地上，边哭边骂说，死就死了，我不可能为你起草诏书。成祖大怒，命令将方孝孺凌迟处死。方孝孺在刑场上作绝命诗一首，慷慨赴死，终年四十六岁。
铁铉是建文帝抗击燕军的著名将领，有勇有谋。他防守济南城，燕军用尽办法却无法攻破城池，并且有一次铁铉用计还险些捉住燕王朱棣，所以建文帝很器重他，对他委以重任。由于无法攻破济南，燕军不敢取道山东进攻南京，只好绕过山东从徐州南下。等到南京被攻破，朱棣登上皇位，他让人把铁铉抓到朝廷上。他也许并没有打算处死铁铉，说不定也有任用他的念头（这只能是推测，无法证明），没想到铁铉在朝堂上背对着朱棣大骂不止，朱棣想让他回头看一下自己都不可得。朱棣一怒之下也将他凌迟处死，终年三十七岁。
方孝孺和铁铉的死都是悲惨至极的，他们死后，明成祖余怒未消，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不放过，或杀死或横加凌辱。历史上做大臣的遭遇之悲惨没有超过他们两个人的。可是，为什么方孝孺和铁铉面对明成祖的残暴丝毫都不畏惧，可以昂起他们高傲的头颅面对死亡呢？愚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忠，一是义。下面对这两个方面略作分析。
封建社会的“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忠于国君，二是忠于国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又是融合的统一体。在封建社会，长子即位被认为是王朝的正宗嫡传，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违反了这个常规，那就不为当时天下道德所接受（当然有例外情形，那另当别论）。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孙，太子朱标死后被定为合法继承人，所以他的即位被公认为是明王朝的正统的延续。这样，忠于建文帝就是忠于明王朝，为建文王朝效力就是爱国，否则就是乱臣贼子，这是封建社会完全正常的思维模式，所以方孝孺和铁铉的做法就是忠君，就是爱国。而朱棣的夺权当然就是大逆不道，是不能被当时的道德观念所接受的，建文帝失败后他手下的大臣纷纷起而反抗朱棣的做法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于是，明成祖即位后对建文帝朝中反对他的旧臣们进行了最为残忍和血腥的屠戮，其手法之毒辣惨烈为自古以来所罕见，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完全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可是，以方孝孺和铁铉为代表的大臣们丝毫不妥协，不为他的淫威所吓倒，这也从反面看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忠君思想的维护程度以及对他篡逆夺权的强烈不满。
翻开浩瀚的史册，围绕一个忠字，曾经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让人读后唏嘘落泪！很多人为了国家的前途和黎民苍生的命运，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或直言犯谏，或以死殉志。因为忠，楚大夫屈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自投汨罗。因为忠，汉朱云不惧豪强，冒死直言上书，折槛大呼而不肯罢休。因为忠，西晋时嵇侍中绍以死护帝，凛然不惧，最终血溅帝衣，以身殉国。因为忠，八十高龄的大唐宰相张柬之置自己生命于度外，举起反周复唐的大旗，逼迫武则天退位，成为中兴复唐第一人。今天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为出一点小名，哗众取宠，故作惊人语引人注意，他们在拿古人说事的时候，往往从今天的角度出发，对古人求全责备，甚至横加污蔑，以做翻案文章为能事。对古代大臣表现出来的赤胆忠心，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总是以嘲笑的口吻，批评他们是不识时务，是愚忠，甚至认为他们所作出的只是可笑的无谓牺牲。这样的所谓专家学者为了兜售自己箧中的一把可怜的青菜而信口胡说，他们自己才是虚伪和可笑的！如果换个角度思考的话，让这类人生在古代，在古代做一个朝廷上的臣子，不知道他们认为怎样的举动才算是忠于国家，心怀天下。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他们会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吗？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个唯唯诺诺，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罢了。换句话说，这种人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爱国爱民，他们只会为自己着想，谋一己之私利，委琐地想方设法去保自己的一条小命而已。
再说义，在封建社会，义包括正义，道义，义气等意思，它的内涵非常广泛。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古人为了一个义字，是可以抛弃生命的。方孝孺和铁铉，以他们的名气，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是可以不死的；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在朱棣的新王朝中担任显赫的官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宁可选择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义，就是道义，就是孟子说的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舍生而取义，他们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像清朝晚期戊戌变法失败时不愿逃走的谭嗣同一样，留下来，他是选择了义，以一死感召后来人。今天有些人把古人之义看作迂，看作是不可理解，是傻瓜。有些人宣扬极端个人主义，认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再加上众多国人崇尚拜金主义，许多人为了名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早已把仁义道德抛到九霄云外——这些人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义”字的存在，他们不知义为何物，他们甚至根本不配提这个义字。义，它是一种让人须仰视才见的操守，是凛然而不可犯的铁骨丹心。今日之人，触处皆寡廉鲜耻，早已不知操守为何物，遑论道义！而中华数千年皇皇古典中，因为义而被后人牢记的典范却俯拾皆是。为了义，伯夷叔齐可以不食周粟而死。为了义，公子季札将心爱的宝剑挂于徐君之坟怅然而去。为了义，七十岁的侯嬴为报信陵君爱重之恩自刎于大梁城下。为了义，海岛五百士为报田横之死而无一肯苟活于世。
千古悠悠，每读史至忠臣义士报国家，重义气，或“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或“三杯重然诺，五岳倒为轻”，直让人热血沸腾，豪情万丈，有时泪湿沾襟，扼腕叹息。鉏麑触槐，董狐直书，苏武牧羊十九年而不改其志，张巡坚守睢阳两载誓死不降叛军。南宋丞相文天祥才华横溢，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忠心耿耿。可惜他生不逢时，所生之年正是蒙古铁骑要吞并南宋之时。但是，为了忠义，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奋然而起，散家财招义军对抗强元。最后虽兵败被俘，但忽必烈敬重其才学人品，却不忍将其杀害，多次派人诱以高官厚禄，力劝其降，但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留下《正气歌》《过零丁洋》等名篇表达自己誓死不降的决心，三年之后在大都凛然就义。相反，五代时有位冯道先生，因善于逢迎趋附，任职五朝而奉十君，人称不倒翁，虽在历史上也有所成就，但他的人品气节一千多年来却为人所诟。
忠义二字，几千年来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节操和理想追求，让人们在行为做事的时候有一个自己比照的标杆。随着时代的推进和人们思想的变化，它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化和更新。但是，我们在认识它的含义时候，一定应该按照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待，既不可以古人的思想来约束今人的思想，对今人吹毛求疵，甚至削足适履；也不可用今人的思想去推揆古人，对古人求全责备，认为他们冥顽不化。如此，方可以既不迷古，也不迷今。明白这一点，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方孝孺和铁铉两位明朝大臣为了那个时代而献身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从他们身上吸取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的东西，而不会再可笑地说他们的死是愚忠和不值得。从这点出发，才有可能对自古及今那些为国为民投身殉志的忠义者有一个接近于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