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不能苛责一切人一样，也不能苛责古代的圣贤。
摩西是基督文化的“先知”。但是，细研欧洲中世纪宗教暗夜的产生，大概和他当年出埃及时的极力建教有关。摩西建教的第一要义，便是尊崇一神，这就为人类与生命立起了一位“主宰者”。这位主宰者又是所谓“公义”的化身。我们无法追究摩西及大量犹太先知所谓的“公义”的具体内容、具体含义。这个文化所追求的“公义”，事实上是把每个生命本有的价值，交给那个主宰者去判断。
这能是真正的“公义”吗？在摩西心目中，这个问题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把“公义”的裁决权交给了那位主宰者、救度者、造物者。正因为如此，“公义”的标准不在人间，而在天堂。这个“公义”，事实上就是这位主宰者的意志。这位主宰者的意志是否真正是公义呢？天知道。
这种“公义”说到底还是一种“信仰”。
“信仰”是否正确，被信仰者即这位所谓主宰者的真实用心就成关键了。
这位主宰者是否有了般若智慧？如果有，他的意愿就是真公义，不然即便他能随时“致良知”，他的意志未必就是真正的“公义”。
但从《创世纪》看，这位主宰者远没有达到这种究竟。这样，他的“公义”就自然不是十分圆满了。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公义”观一旦落实于整个西方文化，就要靠人间人的“公义”观来补充了。
在基督文化传入欧洲以前，欧洲主要是各色海盗集团的城邦领地。基本文化形态是城邦海盗内部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不给自己的奴隶的）。准确说是绿林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的“民主”。其内部也有阶级；平民、贵族、教士得利是不一样的。但由于是抢来的利益，这种有等级的分赃，是所有成员都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事先有约定。这个约定后来就演变为“法律”。
从此，这个文化圈子里的“公义”就靠“法律”来维护。这种海盗分赃的公义，与宗教教主的主宰者“公义”结合成了一体。在人类社会大行其道了数千年。这对于摩西及其“主”，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其实，当摩西的宗教立法，一提“公义”二字就已经说明他本身就不究竟了。在“有相”的世界，一切是利益、功利，在这个前提下说公义，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更可笑的是，这种荒唐稀奇的历史统治到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那里，竟然被归为生命自体的“先天道德律令”。康德先生，你以为人只是动物，你说的“先天道德律令”莫过是给动物穿上了一件花衣裳，嗨！有再花哨的穿着，到底还是动物呀！今天许多我们的国人，竟然把这种稀奇古怪的历史大杂烩，说成了什么“普世价值”？！
直到目前为止，国人中对上述“公义”观的顶礼膜拜肉麻吹捧，几乎到了极致。似乎中国不实现这种“普世价值”，就进不了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圈子。
这些人们忘了一点，这种普世价值，这种“公义”观，只是人家圈子内的事，绝不会普及一切人类。美、欧各国如果真认为他们秉持的是全人类的“公义”，那就要取消移民法，令全世界的一切人都可以自由移民进他的国度，享受这种“普世价值”。这可能吗？
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圈子，之所以可以推行他们所谓的“公义”，是他们早就抢够了。全世界的资源财富几乎百分之五、六十集中在他们手中。不足百分之十的人口，享受百分之五、六十的资源，还要大喊自己是高举“公义”大旗的，这是不是一种滑稽的强盗逻辑呢？
对于许多国人来讲，他们没有仔细思考这些问题。这种“公义”观，即分赃的“公义”观，在中国是根本办不到的。中国人口是全世界的五分之一。如果依美、欧的情况，我们就应该独占全部的地球资源，供我们享受，这可能吗？
既然没有这种可能，那又怎么把他们的“公义”观搬到我们国土上来呢？
我们不是政治家，提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
我们只能是向大家介绍中国文化自己的“公义”观。大家可以将二者详加对比。至于取舍，那是各人的事，也可以说是“天”、“佛”、“道”的意志。因为在我们眼中，无人不是佛。
正如我们前几篇文章所反复讲的，中国文化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自走出鬼神文明的最初一刻，就绝对不树立一个主宰者身份的人格神，如耶和华、基督式的人物。
正由于此，中国文化的“义”，虽然从概念说，与西方文化的“公义”有极大的类似性，而历史内涵却是大大不一样的。
西方的“公义”、“正义”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
第一，神——耶和华的“公义”，这必以一神尊崇为前提，以先知
的语言为前提，以教规教诫为前提。
第二，这个文化进入地中海北岸之后，与当地的海盗集团文化相
结合，就又加上了一个前提，这便以贵族、平民的利益为前提。这个前提没有什么神秘性，全取决于海盗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以致约定俗成为“法律”。这便是我们今天畅行于世界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前身。
第三，长期的历史沉淀，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这些“公义”本
身即是“公平”和“正义”，是先天便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东西。加上他们哲学家，如康德这样人物的似是而非的提炼升华，这一切文化积淀似乎真的成了一种“先天道德律令”。这种意识又反过来在社会意识中成为了一种“公理”。
中国文化“义”的来历可是完全不一样。
首先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定位一尊的主宰者人格神，只有我心认定
的“天”、“佛”、“道”。准确说中国人只承认生命本体本身。更具体说，就是“我”的“当下”的“良知”。
中国文化没有“先知”，只有“圣人”。“先知”听从“附体”之“耳”，“圣人”听从“良知”之“心”。说穿了，西方的“公义”是被心外之物左右的，中国的“义”是被每个人自己的“心”左右的。
“义”的本字是“義”，从“我”从“羊”。“我”，赴战场之人；“羊”，祭祀。
中国自黄帝、尧、舜、禹时代起，虽然各种祭祀仍然保留，但“心祭”还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为“致良知”讲了许多，就是说的这种“心祭”。
“心祭”必“尚德”、“崇德”，而这个“德”，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天意”、“佛意”、“道意”的显现。中国文化“道”、“德”联用，就是说，孤立的个人无德无不德，只有“道”本身才有真正的“德”。这个“德”，随时、随地、随事、随心而显，无标准、无规则、无定义，只看一个“当”与“不当”。所以：
“义”的本义是“宜”。
进一步说，“我”合了天之德，佛之德，道之德，我自然“得”。《大学》中“虑而能得”的“得”字的本义，正是这个“德”。
古文“德”、“得”相通。
天之德合于我，我合天之德，我当然有德。有德之人，必得。
说到底是一个“宜”。
冷必衣、饥必食、热必荫......这便是最简单的“宜”。
“宜”的复杂形态就是“致良知”。
“义”为什么会有了后来中国文化的广泛引申呢？
这就是中国文化对待“良知”的态度了。
“良知”的表现与要求，并不完全是我人自己主观意识所幻想的，成功、愉悦、善行、良行......
“良知”一旦超越我们心理可以接受的，怎么办？
“义无反顾”。
“义”便是一旦致了“良知”，绝无反顾。也就是说，一旦己心认为某事非作不可，对天、对佛、对道是“宜”，我人必是“义无反顾”。
“宜”是自己当下的认知判断，但未必合于我头脑中固有的“美之为美”、“知见立知”的观念。怎么办？
“义无反顾”。
正是由于此，所以“義”字的下面为“我”，即出征拼命拼争之“我”，怀戈待旦之“我”。“羊”则是祭天，即问天意、佛意、道意如何。
“宜”则“必行”，舍身忘我也“必行”。
不“宜”则“不行”，不管多么大的诱惑，也不“行”。
“宜”，义也。义中可以有利，也可能无利，终是大利于我。因为“天”、“道”、“佛”，不可能不利于“我”的大解脱。因为天、佛、道永恒的目的只有一个：步步引我大解脱。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暂时的、浅薄，无关于我通天达佛者，不管什么“利”，我也坚决不取。
義者，义者，“良知”获得后的决心。仍然是一个无主宰，一切皆我心的“觉悟”。
“觉悟”永远不是空道理的觉悟，永远是在“事”中之“觉”，这便是“致良知”。一旦致良知，肯定“义无反顾”。所以：
《国语•周语》：“义，所以判断事宜也”。
《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止。”
“君子义以为质。”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说得最清楚的是孟子。我希望人们反复读诵孟子给“义”下的定义：
“心之制，事之宜”
永远抓住这六个字，也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魂”。具体落入“实践理性”的实操中，就是“致良知”。
但是，和世间的任何事物是一样的，一旦某种事物，某种道德，反复出现之后，必然导致“天下皆以美之为美，斯恶己”；“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用哲学的语言说，内容被抽空了，形式被保存下来。也就另外发展成一个新事物了。比如古希腊平民与贵族为了勇猛抢掠他人，广泛开展锻炼身体的“军训”，在今天竟成了奥林匹克运动。萨满的跳大神成了今天的二人转，最后成就了赵本山小品。原始巫术是今日音乐歌舞的祖宗。只为记忆的文字，今日发展成了“文学”。
“义”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开始变味了。
“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德”与“得”分离了，“义”与“宜”破裂了。
清人颜元批得好：“全不谋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如果你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你就会发现，一个“义”字完全被架空为一种，几乎成了全民族都应尊崇的美德。
关羽在三国时代，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准确的说，只是一个心胸狭隘的莽夫。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被大大神化了。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为了神化一个“义”字。《三国演义》这个特点正好被后来的清人多尔衮所利用，一个“义”字令多少汉人成了汉奸。
今天人讲《三国演义》不知这个主题，肆意胡乱东扯西拉实是又一次“升华”。恰如萨满变成今日的赵本山。
由于历史的沉淀完全不一样，这便使得东西方的“义文化”全然不同。如果简单区别，应该是这样的：
西方的“正义”，是人对社会，对上天，对法律，对主宰者的渴求。“正义”实际上只是一种“公平”。准确说，是弱者的“义文化”。
东方的“义”文化，则完全不同。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圆满，智慧圆满，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舍身全义。这种“义文化”完全不乞求外在任何力量支撑。什么社会，什么法律，什么上天，全不求，只求我“心”的圆满。准确的说，这是强者的“义文化”。
为什么会成就如此的分野呢？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切问“己心”，西方文化一切问“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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