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正是凭着这种”爱民如子”的“大仁大义”，独占“人和”之利，吸引了文如诸葛亮、庞统，武如关、张、赵云等英雄才俊似百川入海般争相归附，最终成就了鼎足天下的丰功伟业。
要论《三国演义》中的“义”，就不能不谈关羽，人称三国之中有“三绝”，关羽就是“义绝”。关羽历代加封，直至“盖天古佛”，成为人神极至，这与他的“忠义”是分不开的。
在第一回出场时关羽就介绍自己说：“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路见不平，锄暴安良，颇有些江湖豪侠的狂狷之气。
而这种江湖侠义在“桃园结义”之后，因为有了“忠”的牵引，就逐渐转化为“忠君之义”了。正如关羽在“封金挂印”前对张辽所说的：“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要为“义”干几件大事也许并非不易，但要将其融化在血液之中，见之于生活细节，而且有始有终，则着实不易。关羽则事无巨细，皆以“义”为准则，不僭越，不疏漏，不愧真正的“义士”品格。下邳败降，他与曹操立以“三约”：一保节操，辨君臣之分，“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严男女之义，“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明兄弟之义“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就是说，投降可以变通，惟有对大汉之忠，对刘备之义，生死不渝。所约三事，第一件似难却易，第二件更是不难，曹操所难的只是第三件：“然则吾养云长何用？”张辽此时劝曰：“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曹操于是从之。可是曹操和张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曹操“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但关羽并不领情，礼不足以结之。“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金帛不足以动之。“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遣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好色不足以眩之。曹操见关羽战袍已旧，便以异锦做袍相赠。关羽将新袍穿于衣底下，仍用旧袍罩之。曹操以为他节俭，关羽解释说：“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见关羽马瘦，便赠以赤兔马，“关羽再拜称谢”。曹操不解。关羽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毛宗岗叹曰“至情至性，读至此令人泪下。”
当然，曹操的厚待关羽也得到了回报。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为曹操立下奇功。更在曹操赤壁惨败，逃至华容道时，关羽担代着触犯军法的死罪，硬是网开一面，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报答了曹操当日的厚遇。“愿以一死酬知己”，关羽的“义士”形象也更显得高大丰满了。
但即便在“义”的光环掩盖下，《三国演义》中结合得几近完美的“忠”与“义”也因此出现了一丝裂痕：为“义”，关羽固然要“网开一面”；为“忠”，关羽却应将刘备集团最大的敌人曹操斩尽杀绝。“忠”与“义”在这时注定不能两全，两者的矛盾已初见端倪了。
《三国演义》中对张飞重“忠义”的品质虽然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也勾勒出了一位活脱脱的为“忠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丧失理智的“莽汉”形象。书中写到关张“古城相会”时，有一段出人意表的精采描写：
关公望见张飞到来，喜不自胜，付刀与周仓接了，下马来迎。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望关公便戳。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你死我活。”（同上）
及至关羽斩蔡阳辨其冤，又借曹军之口证往事，张飞才肯罢休。在听了二嫂述说前事后，“张飞方才大哭，参拜云长。”由此可见张飞对“忠义”的执着：桃园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先前张飞误会关羽背义，故不惜拼个你死我活，在张飞而言，这不仅是“义”，更是对刘备的“忠”；在误会冰释后，则大哭下拜，哭的是自己的莽撞，竟误会了好兄弟，拜的是关羽的义薄云天、忠心不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