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范、或者“礼”——按照孔子的思想——有“损益”，就是总是变动的。看历史事实，制度规范也不断地在变动。我刚才开始谈的话题——原教旨主义者把礼看作儒家的根本，这是本末倒置。其实，看两千年的儒学史、社会史，你会发现，规范不断在变化——包括儒家讲的三代之制不同，每一代都在“损益”。那么，你到底持守哪一朝代的制度规范？举例来讲，比如以前妇女是要缠脚的，但并不是每个朝代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要持守礼，你选哪个朝代的礼呢？根据又是什么呢？说不清楚的。所以必须要有个价值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儒家孔、孟、荀提出来的正义原则。
我仔细读孔、孟、荀的书，归纳出来，儒家应该有两条正义原则。这很有意思：今天西方的罗尔斯正义论，他也提出两条正义原则；我们也提出两条，但不是那样的建构，跟他的不同。我们这样来建构，有针对性在里头。具体来说，儒家的两条正义原则，我简单作一个解释。
第一条：正当性原则
你进行一种礼制、制度的建构，它必须是正当的。什么叫正当的呢？有两个方面，这都和利益有关。我先把利益作一个区分。
社会的利益物（利益是落实到具体的物上面的，股票也好，公路也好），它可以分两大类，有一类是可以分割的，有一类是不可分割的。可以分割的很好理解，比如到月底了发工资，或者村里分粮食了。有些利益物是不能分割的，比如政府的公共市政设施，例如高速公路就是不能分割的，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也是可以变动的，比如高速公路，作为利益物的实物来讲是不能分割的，但是，当我们建立一个股份公司来管理的时候，它是以股票的形式来运作的，那就是可以分割的了。
我讲这两种利益物，涉及到的是什么呢？所谓正当的制度安排（比如关于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也属于一个制度规范）就是：对不可分割的利益物的尊重，这是“公正性”问题；对可分割的利益物、如分配给公民个体的利益物，要兼顾一个“公平性”。儒家有很多论述，我有很多引证，都谈这个问题。
不管是谈公正性、还是公平性，有一点，就是儒家讲的“外推”、“推扩”的原则，就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简单来讲，就是对差等之爱的超越。爱己利己，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亲”，还要“仁民”；“仁民”，还要“爱物”。这既是差等之爱，又是对差等之爱的超越。这是儒家非常注意的伦理原则——推扩。所以我刚才讲：根据正义原则建构制度规范来解决利益冲突，这个正义原则的精神实质就是仁爱的另外一个方面“一体之仁”。其具体的实现方式就是推扩——对差等之爱的超越，一环一环地超越。如果有一个不管是前现代制度下的立法者、还是现代议员这样的立法者，他在建立制度规范的时候，没有超越差等之爱，也就没有公正性、公平性，那么，他制定出来的制度就一定是不正义的；反之，就一定是正义的。其它具体的细节，我就不展开讲了。
第二条：适宜性原则
这么一个正当性原则是超越历史时空的：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场合下，人类的制度建构都应如此。但仅有此正当性原则还是不够的。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生存方式当中，即使同样是为了超越差等之爱，同样是为了谋取他者的利益，但可以作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儒家在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三年之丧”[42]——父亲去世了，要守丧三年，今天无法实行。还有“父母在不远游”[43]，在座的有几个是“父母在不远游”的？你不要去考大学了吗？要考也得等父母去世了以后再考吗？“父母在不远游”这个伦理规则，在当时的生存方式下是可以做到的，但今天你不能要求现代人同样如此。“三年之丧”也是这个道理：父母去世了，我扎个草棚子在坟前住三年，今天能做到这样吗？不可能。这不是正义原则所要求的东西。
所以，回到我开始谈的：儒家思想关注的目标是礼的建构；但是，在仁义的前提下，礼制是因地因时而不断变动的。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重大的话题。比如，现在有很多很无聊的说法，例如，说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是很糟的制度，应该批判，这是非常无聊的。如果中国没有两千年的皇权制度，中国早就不行了；但这并不表明今天也应该实行皇权制度。这是“时移事易”的问题。今天应该实行什么制度，这是可以讨论的：我们是不是要实行某种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应该和西方的、日本的有什么区别？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来实行？总之，不管怎么设计它，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就是要适宜于我们当下的生存方式。所以我们现在讲发展的阶段性。但有些人、特别是自由主义者，脑子是非常简单的，希望我们像前苏联一样，“哗啦”一下就解体了，他们老在私下里活动这个事。我只能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想明白，可能自以为是为中国好，结果可能是惹大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