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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理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1、任何一种深层的文化或文明，都会对整个宇宙的存在提出终极性的解释框架，并在理论叙述上完成它的逻辑闭合性。作为人类文明大系的中华文化，其主流的学术即儒学，同样表现了这样一种认知上的宇宙情怀与理论上的终极追求，并在《易》学“宇宙三才”的深刻叙述框架下（天、地、人；天道，地道，人道；天德，地德，人德），展开它的宇宙观及该宇宙观下的详细之学术演绎。所以在最高层次上，儒学所关注的问题的普遍性，首先就在于儒学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学术广泛性，此正古人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意味之所在。当然，早期儒学那学术上“天文、地理、人事”的全面关注只表明儒学对世界问题有无所不涉的传统，并不表明后世儒学未曾深化和发展，更不意味着后人要以坚守儒学的混沌一体性来反对儒学的具体深化。

2、儒学不仅有“天、地、人”的广泛关注与宏大叙事，从而散发出它独特的哲学意味与哲学形式，而且儒学在天文、地理背景下围绕“人事”所展开的大规模的学术进路与学术成就，也表明儒学所关注、关怀、讨论的问题的普遍性。——如何来概括儒学在社会生活领域方面（“人事”）的学术内容呢？敝以为早期儒学即先秦、秦汉儒学自有它非常周密而恰切的几个概念可概括之，那就是《礼记·乐记》中“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的“礼乐刑政”四字。（“礼乐刑政”的 “刑”以及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中的“刑”，其本字当是“井刂”，“井刂”是作为一般律令、律例的 “E” 法 ，不同于刑刭、刑杀、刑戮或现“刑法”的“刑”。）

孔子说“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大戴礼·哀公问》）和“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礼记·哀公问》），早期儒家的思想学说不仅忠实于中华史三代以来“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而重视礼乐或礼乐化的生存，而且早期儒家对作为一般律例的“井刂”以及“政以行之”的“政”，也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并在理论上将对政治清明的追求诉诸于法治框架的支持……后世儒学尤宋明儒学则不仅将本有“制度”性质的“礼”或制度关怀的“礼学”转向了心性路径的“理”或 “理学”（儒学的佛学化），而且也失缺了早期儒家重视“井刂政”之思的学说维度。“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井刂以防之，礼乐井刂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此正表明儒学对一切“人事”的广泛关注。而高度重史的文化传统以及囊括一切“人事”的正史体式，也恰是儒学学术广泛性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直接体现。

3、儒学不仅将目光投向了宇宙的一切现象或问题，而且尤其覆盖了他们视野中的人类生活史及当下生活的一切内容，其学术的关怀或旨趣可谓极其广泛和完备。而儒学不仅在问题的广泛性上具有广阔而丰富的学术关注，而且也在问题的深刻性上，获得了非凡的学术纵深与文化成就。这种学术纵深与文化成就，其显著的标志就是儒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的理念下，其贯穿“仁”之精神也即“善美精神”所建构起来的丰富之人文教化，以及反映该人文教化的儒学话语。可以说，儒学不是创世人格神的宗教或宗教神学，但它同样具有不亚于世界各大宗教之宗教精神的深刻性：理智下的仁爱、宽厚与热诚，并在厚重的生命感、宇宙感、历史感里，洋溢着一种明快而轻盈的悠然与飘逸，这种精神在儒家礼教、乐教、诗教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儒家学说对人精神领域的深刻洞见与深沉智慧，乃是儒学贡献于人类文明的最大一笔财富。

儒学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