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作为一种范畴和理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
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必须和其他人共同合作，经成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谋生存、求发展，在群体中，如何调节自己的行动活动，以便和其他人友好合作，和整个群体和谐相处，这对每个人来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而要从根本上，从长远解决好这个大问题，又必须认清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从而也就必须明了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如何才能符合义，达到义。这就是从客观上提出了要求和可能，使义得以产生和发展。
同时，人又直接表现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人。他们必须认清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根本价值，认清它们之于群体价值，众这里，为义的产生的和发展，同样提出了要求与可能。
劳动在很磊程度上，还是义的直接来源，在劳动中，整个社会活动中逐渐分化出精神活动，道德活动，全部社会关系中日益产生出精神关系，道德关系；人不仅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追求和创造自己的利益，而且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责任，捍卫自己的尊严，履行自己的责任；尊严和责任，如何才能实现和捍卫这一切；既为这一切提供基础，而且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人之为人的尊严，责任和崇高，不仅如此，一旦人彻底摆脱了各种奴役和压迫，真正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一旦劳动不再单纯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劳动将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人的尊严，责任和崇高，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义。
对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根本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在每个民族和国家那里，都是关系户存在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种普遍性追求以独具的特色体现对义的思考和追求，表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中华民族如此突出地重视义，强烈地追求义，与深厚的民族智慧有关。换言之，义来自我们的民族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