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知道仁者爱人这句话的道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句话，一些人就有反感情绪，同时加以联想的是假仁假义，不仁不义这些置仁者爱人以尴尬境地的词汇，古代文化人在一些人眼里成为牺惶、落魄、腐朽的代名词。一些电影小说当触及到古代人行善积德的描述（富人官员），总要跟上一条尾巴，他这样做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为了收买人心，是假仁假义。一句：“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就为这些人定了性。说来好笑，我们用怀疑眼光看待中国人固有德行，得出的结论竟如此让不安。
记得小时候去爸爸单位探亲，一路上总要遇到一些好心人，大家的无私帮助，给旅途增添了很多乐趣。一次妈妈丢了车票，一位好心人只简单问了几句话，在得知我们没有钱买新车票的时候，二话不说就用他的钱为我们买了车票，问他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也不说。现在想起这事，我的心还暖暖的。那件事让我感到，这个世界好心人真多。这就是最初感受到的雷锋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就是沾了传统仁义余续力量的光。行善干什么，行善为了积德，积德干什么，积德为了“践仁”，最终实现通智达圣的理想。这种“践仁”思想在佛教盛行的地方叫“大悲心”，在基督教盛行的地方叫爱，在实现理想所采取的手段上他们是相似的，既有重复也有互补。这些东西当时虽然遭到批判，但人们潜意识的行动依然受这种践仁思想的支配，行为上行的是雷锋精神，实际上践的是孔孟之仁义。现在我们也提倡雷锋精神，但事实往往流于形式，几十年的马列教育已经把这些潜伏在中国人脑海里的认真劲儿打磨涤荡光了，行雷锋事的人遭到怀疑，雷锋行的事也让人不放心，做榜样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标榜政绩的素材。因此，有人骂领导人，说他们无能，没有毛主席伟大，我认为这是对领导人的误解，不是他们缺乏能力，而是他们的能力被前任用完了。
中国有句成语叫寅吃卯粮，意思是入不敷出，今年吃掉明年的钱粮，这句成语反过来说就是卯吃寅粮，意思就是今天吃掉昨天余下的钱粮。前者指物质，后者指精神，具体点说，就是人们在大文化背景下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在一个时代危难时刻或一个朝代即将走向衰败或灭亡的时候体现尤为明显。历史上，身为一代文臣，又肩负一代名将的事例不乏其人，《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有正直敢言之名，在宋朝抗击西夏入侵战役中，亲率万余兵将，力敌西夏十万余众，西夏人说他：“腹中自有数万甲兵。”而不敢轻易犯宋。晚明心学大师王阳明，不仅是文化上的巨人，也是道德上的巨人，同时也是一位百战百胜的将军。倭人大将东乡平八郎刻有一枚印章，经常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他在抵抗外敌，平定内乱上都有不俗表现。理学名臣曾国藩更是以一首：“生世不能作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归天子。”以明其志。他的出现，至少延长了满清皇室五十年寿命。至于他的功过是非我在这里不加评论，这篇文章里我只想说仁义。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爱、忠义实际上是一个耕耘与收获的过程，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肯定不行的。据我的理解，仁爱是一种储蓄（博爱思想），忠义是一种反馈（感恩思想）。仁的实现，是仁文化的普及教育过程，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就是儒家强调的“践仁”。天子有德，则仁及四方，惠及黎民。天子无德，则仁不通达，黎民遭殃。这时候所能够燃烧的就是仁文化教育下的剩余价值——忠义思想。仁义如同姊妹，缺一不可，行仁不行义，将流于形式，行义不行仁，将流于暴政，皆非国家黎民之吉兆。比干之忠遭剜心之刑，岳飞之义领“莫须有”之罪。都是仁义失谐所导致的悲剧。所以我就说，仁义关系就是一个存取关系，当无限制地透支下去，就是一个朝代一姓皇权的覆灭。儒家自喻凤凰，每当病入膏肓的时候，它便以纵身火海的自我牺牲为代价，来迎取新生命的诞生。这样又开始了新一轮儒家思想的存取过程。
解放后，中国人信马列，弃儒家。但儒家思想的残余价值观依然在左右着中国人的行动，这出现了诸如彭德怀，梁漱溟这样的忠臣义士。谏胸臆，陈时弊，保兆民，铁肩担道义，只为先天下之忧而忧，求万世太平。遗憾的是，我们向国家思想这座银行里存入的不是儒家的仁义，而是马列的主义。经历了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浩劫，把几千年来积攒在中国人脑海里的认真、负责、敦厚的品性吃光殆尽。与过去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道德行仁义，后者是以马列行仁义。前者行仁义越行越厚，后者行仁义越行越薄，直到出现如今这种局面。具体是什么局面？我想只有我们去大量支取储蓄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前段时间，听一位国学大师讲经，他主张儿童读经采取死记硬背的办法，用古代私塾读经的方法强化儿童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开始我还不明白，弄不懂意思读他干什么？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慢慢我明白了个中道理，这是一种知识文化的储蓄，如同向银行存钱。存得越多，你以后办起事来就越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