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是先秦儒家的“正统派”代表。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出身于一个衰落的贵族之家。他年轻时曾做过许多卑贱的事，后来长期过着私人讲学的生活。据说他先后共有“弟子三干，贤人七十”。他经常带着门下弟子，周游列国，但很少有亲自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晚年整理文化典籍，据说，《尚书》和《诗经》是他整理出来的，《春秋》是他编定的。《周易》附有他的解说，《礼》、《乐》经过他的审定。他去世后，门人弟子把他的言论辑成《论语》。
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是“仁”、“礼”、“中庸”，而“仁”居于核心的地位。《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仁”字古已有之，从二从人，显然是指人际关系，可以说孔子以仁为中心建立了儒家伦理学。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意即仁者应把人当作人来爱护。他还把为仁之方叫做“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包括正反两面，其正面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反面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换位思维，将心比心。孔子的这一“忠恕之道”后来在儒家经典《大学》中发挥得更加尽致，其言曰：“所恶于上。毋以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有，毋以加于左；所恶于左，毋以加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就是以自己衡量别人之道。对于统治者来说，能够宽以待民，惠以使民、勿行苛政，就算“仁人”，其所施政就算“德政”。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拱之。”上述思想在历史上发生很大的影响。“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也不乏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信条。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意即加强主体道德修养以符合社会性的道德规范，这就涉及“仁”与“礼”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仁”与“礼”是一对矛盾，仁是内在的道德自觉，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仁以礼为准则，礼以仁为根据，两者互相规定，互相补充。但孔子更重视对于道德主体精神——一“仁”的培植，以给“礼”注入一种内在的新精神、新生命。他看到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若缺乏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单纯凭借社会性的外在约束。其效力是非常有限的。“中庸”是一种修养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融矛盾、避免冲击、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孔子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张伤年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曾以十个命题对孔子思想加以统摄，这十个命题是：“一、述古而非复古；二、尊君而不主独裁；三、信天而怀疑鬼神；四、言天命而超脱生死；五、标仁智以统礼乐；六、道中庸而疾必固；七、悬未知而重闻见；八、宣正名以不苟言；九、重德教而卑农稼；十、综旧典而开新风。”这十个命题可以涵盖孔子思想的整体风貌，值得咀嚼、消化，加深理解。
孟子(约公元前385一前304年)，名坷，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他一生的经历很像孔子，长期过着私人讲学的生活。他一直崇拜孔子，景仰孔子的学问德行，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由于他全面效法孔子，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号“圣人”一一“亚圣”。他的思想观点见于《孟子》一书。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力倡“仁政”，反对暴政。他认为仁政与暴政的分野，在于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认为：国君若施行仁政，首要的是在经济上使民有恒产，要使八口之家有百亩之田，打了粮食可以吃饱，养了家畜可以吃肉，种桑养蚕可以穿衣，于是“民有恒产乃有恒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教化，就可使人们孝敬父母，尊重长者，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淳朴民风。孟子倡导的仁政，实际上就是耕织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这是一条有利于当时社会封建化的主张。此外，孟子的仁政说在政治上主张“尊贤使能”，在军事上主张：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孟子主张仁政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的根苗，不过有的人后来保待发扬了这种本性，有的人则把它丢掉了。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说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志士仁人。对孟子的上述观点，人们曾讥之为先验道德论和超阶级人性论。然而换一个角度，它肯定了人有接受道德观念的潜在可能性，也肯定了后天学习修养的必要性，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这一方面说来，孟子的人性论又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古代民主思想。他认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民众，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所谓“民为责，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天子、诸侯、大夫、国家都是可以改立变置的，只有民众是无可改换的，因而人民是最根本的。孟子还提出国事由国人来决定的古代民主论，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夫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在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当时虽不能达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认识高度，但也揭示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民心向背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观点，都成为流传不息的千古名言。
荀子(约公元前313一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晚期赵国郇（今山西猗氏县)人。他曾在齐国游学，是齐国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和学术领袖。他的著作编为《苟子》一书。
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荀子·天论》中，他提出系统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其要点是：(一)天道自然。他认为宇宙万物不是神造的，而是自然界的自我运动变化，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冲决了天命神学的堤坝，为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天行有常。他指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常道、常数即自然界固有的规律，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还说，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取消冬天，地不会因为人们嫌远就缩小它的面积。人只能认识规律，因顺常则。(三)天人相分。他认为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自然界有时也会出现“星坠木鸣”等怪异现象，但它与社会人事并无感应关系。社会治乱的根源只能从社会人事方面去寻找：“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式，则天不能祸。”(四)制天命而用之。他主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征服自然，为人类自身造福，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苟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充满积极进取的蓬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