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哲学成了西方人的专利，并且由西方人来垄断哲学学科，而中国的文化只能贴着“思想”的模糊标签而找不到自己的学术位置。这也许就是文化殖民主义者运用的文化竞争战略，如果中国人也跟着起哄，硬要说中国没有哲学，岂不是上了他人的当了。如果按这种思路，中国的宗教不符合西方宗教的特征，也就不是宗教。照这种逻辑，如果你要学哲学的话，就只能去学西方哲学；如果你要信教的话，只能去信西方宗教。我们不能再犯自我贬低的错误，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就是将自己从世界哲学界中放逐出来。
判断某一理论是否是哲学的标准何在？我们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凡是关涉到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就可以纳入哲学的范畴之中。如果说中国不存在哲学，那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并没有面对哲学研究对象，那显然是说不通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张岱年">张岱年ersonName>先生说：“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4]如果将哲学的研究对象视作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原理，那么，在不同民族那里，有会有一定的见解，从而产生本民族的哲学。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张岱年">张岱年ersonName>先生认为，“哲学”是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
我们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首先建立义理学体系，然后再根据哲学的研究对象，将相应部分提取出来，真正的中国哲学就这样诞生了。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从西方哲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发现本民族思想的真正价值。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危机，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哲学，而在于中国人运用西方哲学范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是没有价值的。这种人为地制造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正是依从西方文化霸权，再一次听从西方文化中心论而导致的错误。建立义理学学科，并不否定中国哲学，而是以真正的中国哲学为核心，括大范围，将多种人文学科的内容包含进来。
四、 建立义理学，是谋求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与主体地位，建立中国学术文化的独有范式。
由于中国人与西方人同在一个地球之上，是同样的人类，因而面对着共同的生存境遇。在此前提下，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需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原理有所认识或体证，也就是说，都需要有哲学。中国和西方，长期以来是两个互不统属的文明体系，中国与西方都各自有自己的思想源头。在中国形成的哲学，就是真正的中国哲学；在西方形成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
但是，在西化浪潮中，出现了西化的中国哲学。西化的中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附庸而存在，作为西方哲学的注解而存在。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彭永捷">彭永捷先生还用“汉话胡说”四字来概括八十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历程，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使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
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1934年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建立了西化的中国哲学的范式。西化的中国哲学建立的范式，就是搬用西方哲学的范式。这里说的西化，不仅仅是指欧美化，而且包括了苏化。如果将前苏联视为西方国家，那么来自苏联哲学的模式，也可算作西化的一种。西化的中国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主导方式。
中国哲学范式丧失还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近现代社会，中国处于弱势，西方处于强势，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席卷中国，某些中国学者丧失了文化的自信与自尊，不知不觉地放弃了中国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原来是有自己的范式的，只不过在由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的过程之中，文言文中的哲学术语在白话文中没有现成的，只能大量使用通过翻译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术语，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西方哲学范式之中。用这一堆西方哲学术语来解读中国思想材料，就会产生谬误。例如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中国哲学的范式就丧失了。
西化的中国哲学，实际就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印证。西化的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方式是：先将西方哲学和苏联哲学的概念、逻辑结构、理论观点树立起来，然后再回到中国思想家的言论材料中，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肢解、阐释、误读，然后将符合西方哲学的概念、逻辑结构、理论观点的材料抽取出来，作为论证的材料，附会于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头亦表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
西化的中国哲学已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是从内部推倒了传统文化。时至今日，按这种模式所取得的成果，无非是证明了某些西方哲学的观点，在中国古已有之。在编写哲学教科书时，论述到西方哲学的某一观点之时，可以列举一下中国的某位思想家说过类似的话。中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附庸而存在，中国哲学中只有符合西方哲学标准的论点，才是有价值的。而中国哲学中许多独特的思想，被作为糟粕而被抛弃。以这种方式研究而产生的成果，除了给研究者带来所谓的学术地位和利益外，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价值。研究者的成果可以按西方学术标准而成为真正的学术成果，既可获得国内的学术地位，又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名利兼取。一味地套用西方哲学范式，就会造成对中国哲学的曲解与误读，造成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丧失，使中国哲学丧失灵魂，西化的中国哲学由此而产生。对大众而言，“西化的中国哲学”已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抽象词语，已远离了中华民众，从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在而事实上，西化的中国哲学完全可以由西方哲学取而代之，其自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而，西化的中国哲学可以完全取消。西化的中国哲学，如果将“西化”二字去掉，冒充为真正的中国哲学，就只能算作为伪劣产品。在中国哲学界要进行一场打假运动，将西化的中国哲学驱出去。
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提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国学必须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不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中国哲学研究，首先就是要放弃西化的中国哲学的理论成果，到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素材中去探索中国哲学的范式，而不是去照搬西方哲学的范式。不同哲学范式有不同的术语、概念、范畴、命题、逻辑结构、理论观点、表达方式，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结论。重建中国哲学的范式，就是建立与古代思想家相一致的术语、基本概念、思维方法、范畴、命题、问题。真正的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概念、逻辑结构、理论观点，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反映出中华民族生存背景的独特性，反映出中华文化范式的独特性，反映出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中国哲学中的真理，是同中国人的生活背景紧密相联的。在研究中国哲学之时，西方哲学不是标准，而是参照。只有在参照之中，才能进行对比，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产生自我意识，才能形成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完全按西方学科分类的方法来划分国学学科，最大的问题是，曾在传统学术中占主导地位的经学，不仅在全新的国学分类中丧失其主导地位，甚至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们认为，重建义理学，以经学为主，整合子学、玄学、理学、心学，以义理学取代经学原有的地位，使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学科。建立义理学，可以使中国哲学、中国教育学、中国心理学、中国伦理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学、中国民俗学、中国宗教学等学科能从义理学中获取不同于西方思想的独特的思想资源。
义理学应当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应当建设成为一门在小学、中学、大学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拙著《中华义理》及《中华义理经典》依据传统文化资源，基本上确立了义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要点、逻辑结构、思想体系，为将义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作了初步的努力。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义理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大的损失是义理学的丧失，中国当代最迫切而又没有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需要也就是义理学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