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溪思想历程及其历史地位
家族背景
1.其父罗锦，字崇絅，号前峰，为郡庠生，毕生“留心教事，隆师取友，以倡合族”。前峰年少时，师从江西临川人饶行斋习阳明良知之学。行斋曾于正德九年，入阳明门下，准此，则前峰为阳明再传弟子。前峰曾多次参加乡试而未果，遂在家乡建“里仁社会”（又称“里仁会”），约族人讲学“数十余年”，“盱人士知讲学明道，实自先君始之”。后来，近溪继承前峰的遗志，将“里仁社会”改为“里仁乡约”，进一步推动家乡的讲学活动。
2.近溪的祖父两代参与建造了家乡的临田寺，反映出其家族有信佛背景。近溪早年由于身体孱弱而食素，曾习《法华》诸经，尤其受天台宗智颐大师影响颇深，故终其一生未敢轻议佛学。近溪其母宁氏则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据载“日惟瞑目静坐”。
3.其家族成员则大多从事“生殖以广赀”。泰州学派人士家族多有经商背景。泰州学派不
静坐制欲
近溪5岁时，其母授以《孝经》、《小学》，开始识字。7岁入乡学，15岁拜张洵水为师，开始系统研习举子业。当时他主要倾心于《近思录》、《性理大全》等理学书籍，并对书中所说的各种功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寝、忘生死地位”，但收效甚微。
求心湛然
约在17岁那年，近溪因明初理学家薛瑄（号敬轩）的“澄心”主张而感到振奋，于是“立薄，日纪功过，寸阴必惜，屏私息念。如是数月，而澄然之体未复。壬辰，乃闭户临田寺，独居密室，几上置水一盂、镜一面，对坐逾时，俟此中与水、镜无异，方展书读之。顷或念虑不专，即掩卷复坐，习以为常，遂成重病”。其实，近溪所习乃是理学家提倡的“制欲”或“克念”之类的工夫，结果患上了“心火”疾病。导致“心火”的原因是对心、道、本体停留在光影，其中对道停留在表面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罗前峰诊断“儿病由内非由外也”，欲治此“心病”，唯有放松心态。于是，前峰拿出阳明《传习录》，“指以致良知之旨”，据传近溪“阅之大喜，日玩索之，病瘥”。可以说，由《近思录》、《性理大全》转向《传习录》，标志着近溪在思想上由理学转向心学，对其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在其时转向不甚明。在思想上迎来重大转机，则要等到拜师山农以后。
拜师山农
1536年，近溪22岁入县庠。26岁参加乡举考试而失败。（“庚子，会考省中......师因述己昨覯危疾，而生死毫不动心；今失科举，而得失绝弗撄念。”）同年，颜山农在江西省城举行讲会，号称为天下人“急救心火”。近溪受到“心火”一词的吸引，入内与之接谈，一晤之下，“大梦忽醒”，遂下拜为师。《罗近溪师行实》中记载：“山农俱不见取，曰：‘是制欲，非体仁也。吾侪谈学，当以孔孟为准。志仁无恶，非孔氏之训乎？知扩四端，若火燃泉达，非孟氏之训乎？如是体仁，仁将不可胜用，何以制欲为？’师闻之悟曰：‘道自有真脉，学原有嫡旨也。’”
按杨复所的说法，两人的对话可称之为“制欲体仁”之辨。对近溪来说，这场对话的意义在于：一味克去己私的制欲工夫不仅是多年来“心火”病的症结所在，而且与儒学的“体仁”工夫更是南辕北辙。山农一针见血地说道：“子如放心，则火燃而泉达矣。体仁之妙，即在放心。”意谓首先必须确立“自信”，进而“放心”，如此就能收到“火燃泉达”之效，最终便能达到“快遂自心”、“率性鼓跃”的境界，“心火炎火”也就不治而愈。据载，近溪闻后“如脱缰锁，病遂愈”。
“遂师事之。朝夕专以孔子求仁、孟子性善质正之，於四书口诵而心惟之，一切时说讲章置之不观。”由20岁左右“病瘥”，到此时“病愈”，标志着近溪思想已有重大转向，他意识到宋儒的各种工夫在为学方向上已然有错，未免与“自信本心”发生偏离。所以，后来近溪一生坚持“人能体仁，则欲自制”的思想观点。近溪拜师山农的历程使其认清问题所在。
归学十年
三年后，29岁的近溪终于乡试及格，成为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也顺利通过，但是近溪却放弃了殿试的机会而遽然返乡，此后在家度过了近十年的闲暇时光，即所谓“归学十年”。
关于近溪归学十年的原因经吴震先生考证有三种可能：一是说“吾学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试”；一是说“闻前峰公病，不廷试而归”；第三种说法出自近溪本人，大意是说前峰公为近溪体弱多病着想，劝告其“进取尤戒勿亟”，因此近溪顺应父意调养生息。王振华先生认为近溪归学十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即是近溪立志方向不在为官求贵，而是寻求一“不叹息”的生命学问。所以近溪在其归学十年期间并没有在家静养而是四处寻师访友、出游讲学。
在京，近溪与心斋弟子徐波石及颜山农兄颜中溪等人相识，并一起参加了“灵济宫大会”。返乡次年，近溪即开始展开了讲学活动，常与友人讨论“明道、象山、阳明、心斋义旨”。1547年，近溪出游江苏吉安、永新，趋访山农，随后顺道拜访了双江、念庵、东廓、师泉等阳明大弟子，目的似是为了参加该年江西籍王门弟子在庐陵县举行的“青原大会”。
关于“归学十年”的思想经历，近溪后来回顾道：“余会试告归，寔志四方。初年游行，携仆三四人，徐而一二人，久之自负笈，行不随一介。凡海内矜簪之彦、山薮之硕、玄释之有望者，无弗访之。及门惟以折简通姓名，或以为星相士，或以为形家，或通或拒，咸不为意。其相晤者，必与之尽潭乃已。”可见，十年期间，出游访学几乎不断。可以说，访学交游是近溪思想得以最终形成的关键。近溪归学十年的成果是了悟“无”。
拜师学“易”
悟心之从有到无
嘉靖二十七年，近溪拜胡宗正为师，随其学《易》，关于期间经过，《行实》记载甚详，大意如下：“宗正乃言曰：‘《易》之为《易》，原自伏羲泄天地造化精蕴于图画中，可以神会，而不可以言语尽者。宜屏书册，潜居静虑，乃可通耳。’师（指近溪）如其言，经旬不辍。宗正忽谓师曰：‘若知伏羲当日平空白地著一画耶？’师曰：‘不知也。’宗正曰：‘不知则当思矣。’次日，宗正又问曰：‘若知伏羲当日平空白地一画未了，又著二画耶？’师曰：‘不知也。’宗正曰：‘不知当熟思矣。’......如是坐至三月，而师之易学恍进于未画之前，且通之于《学》、《庸》、《论》、《孟》，诸书沛如也。”
从易学史的角度看，宗正所谓“伏羲泄天地造化精蕴于图画中”，这表明其所擅长的是“图书易”而非义理易。图书易借助于“图”为诠释易理之工具，注重“神会”而排斥文字索解。所谓“图”也只是某种观念的形式表示，“图”之本身并不重要，如何通过图中的黑白、方位以及点数的排列变化来了解和领会蕴涵于其中的易理才是关键所在。不难想见，近溪静坐三月，决非是为了从言语上求得有关易学的知性了解，宗正的不断指点则是要求近溪参透“未画之前”宇宙造化的“本真”意义。故后来近溪自己也说，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了悟“性命的根源”。
《近溪子集·卷射》中罗汝芳有如下言论：“盖伏羲当年亦仅将造化着力窥觑，所谓仰以观天，俯以察地，远求诸物，近取诸身。其初也同吾侪之见，谓天自为天，地自为地，人自为人，物自为物。争奈他志力精专，以致天不爱道，忽然灵光爆破，粉碎虚空，天也为天，地也为地，人也为人，物也为物，浑作个圆团团、光烁烁的东西，描不成、写不就，不觉得信手秃点一点，元也无名也无字。后来却只得叫他做乾画，叫他做太极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近溪学易学所进的未画之前，是无形无象的，是去除了障缘的。近溪的易学历程与其形成的天心观有重大联系。近溪的天心观主天心与人心合一。
总之，从26岁到34岁，近溪两次拜师都有重大领悟。拜师山农是其思想发生重大转向的一个标志：由《近思录》转而“信仰”《传习录》。由宋儒工夫“回头”返向孔孟宗旨；拜师宗正的结果，却从根本上解决了易学与其他儒家经典如何贯通的问题，最终对宇宙造化、性命根源有了根本领悟。在此意义上说，34岁的这次体悟经验实是近溪思想基本成熟的一个标志。
格物之悟
悟心之从无到有
次年（笔者推测为1550年，庚戌），近溪对格物问题有所领悟。他说：“比联第归家，苦格物莫晓。乃错综前闻，互相参订，说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见，则以请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终是不为释然。三年之后，一夕忽悟今说，觉心甚痛快。中宵直趋卧内，闻于先君。先君亦跃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诚为平生大幸大幸也！”在上述“沉思数月”一段文字之后，近溪结合自己早年的思想经历，提出了有关格物问题的独到理解，就字义看，近溪释“物”为“本末始终”的一切事物，释“格”为古先圣人为后人制定的“法程”、“规矩”。但重要的是，《大学》格物应与其他儒家经书“贯通”起来理解。他说：“岂止《四书》。虽尽括《五经》，同是‘格物’一义。盖学人工夫，不过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四书五经是诚正修齐治平之善之至者。圣人删述，以为万世之格，《大学》则揭其尤简者而约言之，所以谓之曰：‘在格物也。’今观其书，通贯只是孝弟慈，便人人亲亲长长，而天下平。孟子谓：‘其道至迩，其事至易。’予亦敢谓：‘其格至善也。’显然，在他看来，格物问题并不单纯是“即物穷理”或“求诸良心”的工夫问题，而是贯通四书五经以及诚正修齐治平等工夫的一般原理。
近溪的“格物之悟”关键在于 “孝弟慈”。近溪指出：“盖孔子一生话头，独重两个字面：一个是‘仁’字，一个是‘礼’字。两个字常相为一套，却乃各有重处。仁是归重在《易》，礼则归重在《春秋》。”“仁以根礼，礼以显仁”可以总结近溪在仁、礼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在其思想中，仁为根，礼为枝干。仁为经，是隐性的本质；礼为曲，是显性的表现。即是要将本心落在现实之中。总之，近溪的格物之悟意味着其对天命之性、人性至善、孝弟情感等问题终于有了“通贯无二”的全盘了解。
浑化自然
放心
至此，近溪经历了几次思想变迁之后，其思想已日趋成熟。1553年，近溪终于决心结束游学生涯，北上应廷试。途径山东临清，忽罹重病，偶遇“泰山丈人”，指以病症在“心”而不在“身”，并示以药方，近溪得以身心豁然，痼疾全消。这段对话有点神秘气息。从其内容看，所述乃是与道教修炼术有关的一种功法，所谓“神境”、“鬼界”、“天日相交”、“阴灵存想”，均属道教内部的特殊术语。有史料证明这次“来自外道”的神秘体验是近溪对心性问题最终有所了悟的一次契机，可以称之为心性之悟。近溪弟子曾凤仪在“泰山丈人”条上的批语：“此是先生生平学案，由矜持而浑化，即勉强而自然。”吴震先生借用“浑化自然”一词来评价和定位近溪这次最终的体悟和了悟。
历史地位
罗汝芳的为学宗旨是“先立其大”。其思想特质表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方法上，内容是“孝、弟、慈”，形式方面受到了智者大师的影响，想问题时使用“圆融三观”、“会三观一”，其方法源头是“集诸家之义于一身”。
善于探索，持见新奇，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气，奠定了唯物主义思想基石，被尊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之前躯。其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提倡“浑沦顺适”。讲学极有吸引力。时人论其“舌胜笔，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
吴震先生认为在历史上看罗近溪思想中所发生的某种转向迹象毕竟是发生于心学内部的一种历史发展之趋势，从其思想总体格局以及其基本性格来看仍然未脱离心学的义理范围。罗汝芳思想在明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罗汝芳其人更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