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特别喜欢礼仪，别的孩子都在打滚上树地疯玩，这小家伙却独自一人在门口装模作样地演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哪位博士告诉一声，这究竟是个啥玩法啊？)，反正是个很特别的小家伙。古代谈不上教育，因此孔子到十五岁才开始“有志于学”，不过那时候的知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他骑驴驾马的什么都学，当然认字、识数应该还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别的，顶多再背背儿歌啥的，估计也就现在的小学水平。
受儿时游戏的影响，他对大自然的奥秘兴趣不大，但是对如何做人特别重视，前朝的“周礼”被他当作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开发整理出来。
周礼主要是一套用来演绎王室尊严的特殊礼仪，无从得知从何时起，孔子从中发现了礼仪对于“做人”的重要性。他认为，不仅王室君臣应当遵循相应的贵族礼仪，还应当把礼仪推广到社会其他阶层，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借助礼仪获得做人的尊严。
直到三十岁，孔子才最终明确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于是“三十而立”，孔老师开始了为理想而奋斗的伟大生涯。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优秀青年，他的一生，是为了理想而奔波流离的一生。这同样是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的转转点，人类终于从为生存而求生的野蛮文明阶段，正式跨入为信念而生存的高级文明阶段。
孔子的理想是什么？明人伦、演礼仪、分尊卑、定秩序。他的理想，就是试图通过礼仪阐述做人的道理，在道德的层面上、在做人的形式上，构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这个中规中矩、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和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他深信，只要每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一定能够搭建一种稳定的架构、演绎一个和谐的社会。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这个“仪”就是人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它很重要，重要到了如果缺失了礼仪，人就连没有皮的鼠辈都不如了。礼仪成为他所构建的理想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礼仪教给人做人的规矩，让人从本能的驱使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一种很会装模作样的高级生命。
明明饿得要死，也宜细嚼慢咽“食不语”；明明急色得要命，也需先媒后聘、大礼演成方可洞房圆梦。结个婚对当事人而言，真不比办场奥运轻松多少，但是大家都乐此不疲，可见礼仪虽然拘束，它却能够成功地展示出一种自律的优雅，用理性对于本能的胜利张扬了人的尊严。
孔子的礼仪观念是从王室礼仪出发形成的，因此，在他的观念里，礼仪的推广也是自上而下的。王室的礼仪应该是规格最高的，王室的礼仪不仅体现王室的尊严，还应起着示范的作用，是教化万民的样板；臣子、贵族的礼仪规格略低，而且必须低一些，除了体现贵族之高贵，还需体现臣子的顺服；普通百姓的礼仪最简单，但也界定了一个评价的标准，让社会能够评价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是否活出了人的尊严。
因此，礼仪在社会上的推广和普及，靠的是大德垂范、圣人教化，孔子给王室成员和群臣贵族赋予了一个额外的义务，那就是他们必须严格自律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这个义务其实是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大部分统治者都能认识到这点，但是，马上就要求他们用相当于后世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肯定很为难，所以孔子奔波了一辈子，真正接受他的人并不多。
甚至有些目光短浅的家伙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比如宋司马桓就很讨厌孔子，一听孔老师要来，居然扬言要干掉他，够野蛮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时的贵族本来都活得挺自在的，忽然跳出个人来，对他指手画脚，这也不行、那也不许的，确实挺烦人。结果，这个野蛮的家伙吓得孔子“微服过宋”，仅穿了套相当于农民工的衣服，连符合礼仪的礼服都不敢穿。可见，还是小命要紧。
礼仪的标准是按社会角色规划的，就是说，干上皇帝这个角色了，就得有点皇帝的样子，不能吊儿郎当地象个小痞子；同样，干上小痞子这个角色了，也别太严肃、太隆重，要是一天到晚弄得跟个皇帝似的，就算皇帝不急还有太监急呢。
貌似孔子并没有为小痞子这个角色制订相应的礼仪，所以，儒文化禁锢中华以来，倒是只有这些“真小人”活得最本色、最是逍遥自在，想抢小朋友的糖葫芦立马就抢、想摸尼姑的头也是伸手就摸，好过瘾啊！
文革打倒了孔老师，改革释放了真小人，“做个真小人”一度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真小人爱钱，爱得赤裸裸、爱得不择手段！但这不是人的本色，人的本色还包括了对婴儿的喜爱，婴儿是种族的未来，喜爱婴儿是种族本能的表现、是人的本能，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何时克服了这个本能，为了钱居然能够对着这些天使般的小东西频频下手！
活得“真”一些，不等于为所欲为，也不等于彻底否定礼仪。
孔子是伟大的，他的理想、信念无疑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时代。在其他文明尚在丛林法则里野蛮着的时候，他已经着手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当简便易行的实施办法，他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边。
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已经罕见，而能够引领文明发展方向的伟人，更是屈指可数，孔夫子的伟大笼罩了中华文明、甚至波及了整个亚洲，这种跨越时代的先进性注定了后期儒家的兴起，而他维护统治阶层特殊利益的有力措施，也注定了儒家学说一家独大的统治地位。
然而，为做人而礼仪是自尊自重、为角色而礼仪便已经有些虚伪、为礼仪而礼仪就是形式主义了。
成也礼仪、败也礼仪，礼仪文化让中华文明率先实现了一次飞跃，同样也注定了流毒千年的形式主义。儒家是形式主义的代表，为了能够实现孔子的理想，它需要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绝对位差，于是崇礼仪、贬工商、抑武力、灭锐气，它们用一个人的理想劫持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把中华文化彻底驯养成为一个软弱可欺、逆来顺受的绵羊文化。
因此这本来惊艳的一跃，却实在是跳进了一个沉沦无底的大坑里去了。这不是孔子的理想，不是他理想中的和谐社会。
所谓形式主义，就是专门做表面功夫，活给人看、做给人看，甚至用形式上的东西彻底取代了内涵。本来奇迹一样丰富多彩的生命，只成了衣冠的架子、演礼的木偶，当形式上的品评彻底取代了生命本身的价值，中国人的灵魂已经被抽空了。
礼仪本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生命尊严的手段，做人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儒文化对礼仪的夸张尊崇，却让礼仪成为做人的唯一标准、变成了做人的目的，甚至借助强权强迫所有人把礼仪作为唯一追求。手段变目的、而真正的目的被不知不觉地丢弃，这便是形式主义的文化基础。
在其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有大量“手段变目的、目的被丢弃”的例子，令无数充满才智的追求彻底落空，让中华文明一次次痛失改良发展的机遇。
比如科举，本是一个掘聚人才的绝佳举措，搞来搞去就成了无数学子酸丁们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唯一目的，浪费了多少才智、荒废了多少青春！
再如抗金英雄岳飞的冤死，几乎是爱国主义备受质疑的焦点之一，然而只要看清：政权是立国的手段、国家的完整才是政权的目的。如果把政权的稳固变成了目的，那么秦桧不计代价的“和”实在是符合形势需要的上佳决策，而保家卫国、抗击外寇就变成了破坏稳定、是犯罪。在这等大背国家利益的狗屁形势下，爱国的情怀竟是无处可落！以精忠报国为最高追求的岳元帅又岂肯苟活？
国家与政权之间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是岳元帅屈死的根源，也是宋朝以来爱国意识淡漠的根源，他有万分的不甘，却又慷慨赴死而心甘情愿：死，竟是爱国志士的唯一选择！死是把剩余的生命在瞬间燃烧、死是最灿烂的宣言、死是明志。
在儒文化形式主义的强大影响下，把手段上升为目的，几乎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习惯，即使到今天，有多少被追丢了的目的？
比如教育、比如体育、比如卫生，再比如改革。
形式主义不仅仅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衣冠禽兽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它还是一种文化的陋习与痼疾，一种追着追着就忘了目标、跑着跑着就迷失了方向的遗忘症。
这是老年痴呆的典型症状，中华文明垂垂老矣！
唯有理性的思考，能够为这个文明带来新生。近年来，很多深刻乃至偏激的思考，带着破茧前的骚动与不安纷纷涌现，这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一个绵延至今不曾断灭的文明，似乎正在经历着新生的阵痛、似乎正在萌发着新绿：虽然这个文明早已腐朽沉滞，可是腐殖层也非常厚，可以想见的郁郁葱葱便已令人期待。
思考，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使命。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整个民族被某一个人的理想所绑架，对民族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