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作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魏晋以来，佛教和道教的势力日趋强盛，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广泛，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与儒家并立为三，互争长短，儒学已不再享有独尊地位。面对佛、道的挑战，儒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然要涉及到三教关系的问题。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精神的代表，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反映。它以宗法的亲亲、尊尊的原则别贵贱、辨亲疏，致力于建立上下有序、尊卑分明的社会等级伦理关系，以此保持家族的和睦，并进而维护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在汉代，为了适应当时的统一封建专制帝国的需要，从董仲舒到《白虎通》，经学家们以神学目的论建构整个思想体系，把原始儒家关于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思想改造成为神圣化的纲常名教，用统一的神学经学强化对社会的思想控制。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儒家经学才能面对其他思想的有力挑战而始终不倒。后来兴起的佛教和道教只有在政治伦理关系上屈从于儒家的纲常名教，才能在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中生存下去。
儒家在历史发展中也逐渐暴露了它的缺点，它缺乏佛教那种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比之佛学要肤浅、粗糙得多。它也不像佛教和道教那样，有一个完整的宗教世界观，能为人们虚构一个逃避社会苦难和人生挫折的彼岸世界，指出摆脱现实烦恼的道路。尤其是在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潮中，它更显得在理论思维方面比较落后。因为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发展到隋唐阶段，中心议题是心性论。凡在心性方面有发言权的，就在哲学上有贡献。这一方面佛教领先，道教次之，儒家则一直缺乏积极的探索。此时，儒家只是靠其政治理论和统治经验被统治者重视。至于哲学理论上的较量，则不及佛、道二教。
尽管佛教和道教在探讨当时的议题方面领先于儒家，但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力求达到一种对脱离现实的精神境界的认识，在修持实践上以出世离尘为前提。号召出家，有悖人伦，不能直接适应巩固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也就无法取代儒家的地位，承担治理社会的责任。
玄学衰落以后，虽然儒、释、道三教都想发挥自己的优势，战胜对方，在思想届取得支配地位，但囿于各自的局限，在较长的时期里，只能分庭抗礼，实际上是三教各从不同的方面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虽然三教都有益于封建统治，但它们在鼎立状态下的相互斗争，削弱了它们的作用。隋代的王通就说过：“政恶多门久矣，”他认为，思想的教化分立为三，在政治上是不利的。面对儒、佛、道三家“不可废”而又“各有弊”的现象，王通第一次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