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五十七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鲁迅《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老聃阐明的道家价值序列“道德仁义”，意为“道↘德↘仁↘义”。鲁迅批判的儒家价值序列“仁义道德”，意为“仁义＝道德”。
价值序列不同，个体的人生取向，群体的制度建构，也就迥然不同。
道家认为，“道”生万物，万物之“德”，无不得之于道，所以“道”是第一价值，“德”是第二价值。唯有天赋真德，才有先天的终极依据。“仁”、“义”、“礼”、“法”都是后天的、人为的次要价值，没有先天的终极依据。因此以“仁义礼法”之名，行悖“道”、丧“德”之实，就有价值障碍，也有制度防范。天下万物，包括人类，甚至圣人、圣君，都不可能尽知“天道”，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替天行道”。自居“替天行道”，就是“代大匠斫”（《老子》七十四章）。
儒家把第三价值“仁”拔高为第一价值，把第四价值“义”拔高为第二价值，而把第一价值“道”降为第三价值，把第二价值“德”降为第四价值。认为“仁义”即“道德”，“不仁义”即“不道德”，抽空了“道”、“德”的独立价值，取消了“道”、“德”的至高价值。儒家祖师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把第五价值“礼”也拔高为第一价值，认为符合“礼”即符合“仁义道德”，违背“礼”即违背“仁义道德”。于是君主以“仁义礼”之名，行悖“道”、丧“德”之实，就不再有价值障碍，也不再有制度防范。儒家“王道”，幻想“替天行道”的“仁义”圣君一出，就能天下大治。实际情形却永远是《老子》预言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儒家并未拔高第六价值“法”，而以“仁义礼”贬抑“法”。然而儒家分支法家以“法”贬抑“仁义礼”，而把“法”拔高为第一价值，认为“王法＝天道”，符合“王法”即符合“天道”，同样抽空了“道”、“德”的独立价值，取消了“道”、“德”的至高价值。于是君主以“王法”之名，行违背“天道”之实，就不再有价值障碍，也不再有制度防范。法家“霸道”，幻想“代大匠斫”的“王法”圣君一出，就能天下大治。实际情形却永远是《老子》预言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简而言之，道家认为顺“道”葆“德”是终极价值。儒家认为杀生成“仁”（孔子）、舍生取“义”（孟子）地维护君臣之“礼”是终极价值。法家认为臣服“王法”是终极价值。
儒家、法家拔高后天的、人为的次要价值，庄子《齐物论》称为“非所明而明之”。庄门后学所撰《天道》，把“仁义礼法”等次要价值称为“末学”：“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儒家、法家拔高次要价值，本末倒置地淆乱价值序列，对于人类个体（包括个别君主）成“仁”取“义”，知“礼”守“法”，虽有小利，然而对于人类群体建构符合“天道”的政治制度，却有大弊。由于一切君主无不自居“仁义”地悖“道”、丧“德”，无不自居“替天行道”地“代大匠斫”，因此老聃主张“天地不仁”，庄子主张“丧忘仁义”。庄门后学所撰《胠箧》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儒家“王道”，法家“霸道”，乃至佯儒实法的“王霸杂用”，理论上期待圣君，实际上却把一切当世恶君称为“圣上”，难以在制度层面有效防范、监督、制约、阻止、惩罚、追究当世恶君的胡作非为，于是由“仁义道德”护驾的“王法”，最终走向了“吃人”。其实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年，庄门后学就已反复预言，颠倒淆乱价值序列，必将导致“人与人相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