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那里，家庭人伦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这个比喻的真实意义是：人们可以做到互相关怀，而且真诚的互相关怀是有利于所有人的，因而“合作把握命运”之路虽然困难，还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人是生在家庭中并生活在家庭中的事实，也体现了个人不能完全把握个体命运，需要他人真诚无私的帮助才能度过童年和困难时期，个人的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是需要相互搭配和协调的，只有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共同实现才是把握个人命运之路。此外，“家国天下”与今天也有着根本不同的含义，周代封建制度是通过家族分封实现的，在当时是一种既定的和现成的社会政治秩序。
“仁义道德”不是主张无意义的利益让步和牺牲，而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更好实现，在实现路径上经过审慎的利弊权衡，在个人物质利益实现上注重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协调和统一，关注非物质利益的实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中华文化根本区别于西方注重当下和物质利益的地方，这也是中华文化无法与西方文化进行简单类比和相互印证的根本原因。非物质利益实现的关键和基础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互真诚接纳和帮助（如同在家庭内部那样，“亲亲为大”），为此也必须避免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利益的争夺而进行相互排斥。注意物质利益的有限性，注重非物质利益实现对把握人生的重要性，是中华文化的深刻之处和独特之处，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文化的要害。西方文化宣称个人的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具有唯一决定性意义的，西方文化所主张的人生道路是“竞争改变地位”，在西方文化里基本上没有非物质利益的地位，也因此它们往往宣称“私恶（追求个人最大物质利益）即公利”，造成的长期社会后果是“他人即地狱”，只是在经过残酷的世界大战和灾难性的大萧条之后，西方才有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反省，如美国罗斯福曾经提到“免于忧惧”的重要性，并把它称为四大自由之一，后来还写入了总是不能被人记住（尤其是精英主义者）的《联合国宪章》。
由于后来社会群体范围的扩大，更由于利益的复杂化难以为公众舆论所监督，最根本的是因为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分化和不一致，所以不能尊重他人利益和损害整体利益的现象才会频繁起来，程度也相对要严重得多，以至于由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缺乏足够力量来维护，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的当前利益和小家庭利益也变得不能顺利实现了，最后不仅非物质利益没有办法顺利实现，连物质利益实现也成了问题，个人的命运变得难以把握和控制了。因此迫切地需要新的东西出来替代原来的“道”的作用，使得人们在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也能够关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排斥他人的利益，从而使得社会群体还可以维系下去，这就是儒道两家“道德”范畴的真实时代背景和内涵，也是儒道两家厚古非今的根本原因。而且确实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外在的管理措施，无论其多么完善，其效果也会远远不如广泛的自觉。德行就是自觉丧失以后，社会上出现的用以替代自觉的社会整合因素。
非常重要的是，老子说“失道而后德”“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并不是在反驳儒家的主张，而是在陈述历史事实。儒家说历史曾经经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时代发展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代，与老子的说法完全一致。而庄子说“有亲，非仁也”“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则是真的在反驳儒家的主张；而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则是讥讽庄子傻不哩几，完全不知道大道已失，为应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必须要有国家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基于仁义道德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