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泰伯》第9则记载“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晏《论语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朱熹《论语集注》：“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刘宝楠断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认为：“‘民’为‘冥’，后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又认为：“本末犹终始轻重，若皆使民知之，则愚者以己为知道而轻视之，将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说，或更为訾议，致侮圣言也。”（《论语正义》第300页）
杨伯峻与之不谋而合，也断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成：“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论语译注》第81页）程树德在《论语集释·四》第531页中与此相同。
但清末宦懋庸与之不同，断为：“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与前人不同的是，他释“可”为“认可”，两“之”则指代所认可的某种内容。（《论语稽》第318页）
1993年冬湖北荆门市出土了郭店一号楚墓“郭店楚简《尊德义》篇”。简21、22：“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应断为：“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以梁启超“选择证据，以古为尚”的考据学理论来看，战国中期偏晚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内、最接近于孔子的时代里就如刘宝楠、杨伯峻所断。
引自王传富、汤学锋.荆门郭店一号楚墓[J].文物，19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