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伦理走向:从最大利润伦理观到社会责任伦理观
摘要:把企业伦理划分为两大阶段即最大利润伦理阶段和社会责任伦理阶段,分析了最大利润伦理的极端性和危害,说明了社会责任伦理产生的必然性、基本内容和形成背景。最后,简单地对两者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最大利润;社会责任;企业伦理
现代企业伦理经过了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到承担社会责任的伦理观的根本思想转变。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伦理观是市场经济下企业循序渐进运行的结果。企业的主体活动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功利与道义、企业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相互结合,体现在企业伦理观的演变轨迹上。一、最大利润伦理观
资本主义企业的最大化利润观体现在它的生产动机和目的上。马克思曾做过经典性概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1]资本家“为了50%的利润,它就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
为实现最大利润,资本主义企业在早期用尽各种手段。他们对内残酷剥削,对外疯狂掠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前后,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至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也绝不是什么“普遍的友爱”,而是“世界范围的剥削”[2]。
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目的和手段上的不道德伴随着合乎伦理的行为。亚当?斯密和韦伯的著述表明了这一点。
亚当?斯密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达到“公民的幸福生活”。他指出,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勤俭、发奋、责任心、自爱、同情、正义、自由、竞争、开放等优良品德。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也有较多的进步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荡涤了赚钱做生意有罪或有失绅士尊严的观念,从思想舆论上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令他困惑的地方也正出于现实生活的丑恶,这使他倍感仅从经济上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富人的贪婪、野心和穷人的偷安、懒惰都是可怕的,因而他写出了《道德情操论》,鼓吹良心普及。亚当?斯密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内在矛盾,试图加以解决和协调,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系统说明了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精神支撑。他指出:“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3]新教鼓励发财致富,强调节俭、禁欲,这都是资本原始积累所需要的理念。韦伯的论述极富深刻的洞察,但是他所谈及的节欲现象并非全部属实。经济学家西尼耳曾指出资本是资本家“节欲”的应有报酬和结果,就受到了马克思的有力批驳:“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妨碍另一方。”[1]另外,韦伯所谈及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只是一定时代和条件下的伦理,而超出这一时期,新教伦理的效力就值得怀疑。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盛行极度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哪里还有节俭的迹象?韦伯认识到了“旧教”与“新教”的伦理冲突,但他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伦理对抗。
追求利润最大化有双向效应。“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金钱驱使人毫不顾及社会影响,“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1]因而,极度追求利润“是违反人类良心的一切准则和原则”[4]。
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必然引起工人反抗,为此,资产阶级不得不妥协和让步,以缓和劳资矛盾。189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提出财富应为社会造福,用于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他一生中拿出了大约4000万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和卡内基同时代的斯坦福于1885年创建斯坦福大学。亨利?亨廷顿于1919年在加州圣马里诺创办亨廷顿图书馆,损献自己全部藏书。摩根曾赞助文化事业。亨利?弗里克临终前把1500万美元和一座大厦献给纽约市,建立弗里克收藏馆[5]。资本家主动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投资、赞助社会公共事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面临抗争而造成的。这是在1875年以后产生的。1875年～1830年被坎农称为个人博爱主义阶段,工商业主让出一部分利润给工人改善生活。1930年～1968年被称为公司博爱主义阶段,除照顾企业内部职工外,对社会公共设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6]。
尽管劳资对抗使工人状况有所转机,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企业伦理的改进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手段、结果,都充分暴露了严重弊端。因而,企业转变其伦理取向,就理所当然。
二、社会责任伦理观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由企业追求自身权利向追求权利时尽到责任和义务的发展。管理学家梅奥、谢尔登、福莱特强调关心企业中的人和企业面对的社会,对构建社会责任伦理功不可没。以人为中心的行为科学、人际关系学、决策理论、社会系统理论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霍华德?R?鲍恩1953年出版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宣告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开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是企业组织活动的目的。企业经济活动只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则是从道德价值判断得到的企业目的。他从效率原则与价值原则(社会责任原则)的对立统一运动的分析,指出污染的蔓延会使社会成本增加,损害价值原则。企业防止公害,把它化为企业成本,尽管影响点效率,但却履行了社会责任,维护了价值原则。他认为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现象都有效率方面,但又离不开道德价值的评判。例如,工资政策,晋升制度不仅要从效率上考虑,而且应从对职工进行公正分配这一点上考虑。只有既看到手段事实方面的合理性,又看到其价值因素,企业的效率原则和社会责任原则才能得到协调。为此,他特别提醒企业,不能只注意直接效果,而应同时注意间接社会效果,防止价值取向的偏差[7]。
案例学派代表人物德鲁克(又译为杜拉克)指出,企业既不是自己又是自己的社会定位决定了企业的目的只能是为社会服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正常发展和不断进步所必需的机制。他说:“商业机构以及公共服务机构是社会所赖以完成其工作的工具。它们的存在并无本身的原因,而只是要实现社会的某一特别目的和满足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某一特别需要才存在的。它们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工具。……每一个机构都是社会的器官,都是为了社会而存在。至于企业亦无例外。自由的企业不能由商业上来评定其好坏,它仅能由对社会的功用来判断。……要定义企业的目的和使命,只有一个中心论题,一个起点,那就是顾客……满足顾客是企业的目的和使命。”[8]德鲁克对企业目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具体化,那就是要以顾客为中心进行生产和服务。他强调,为了顾客、满足顾客、创造顾客,才会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这已成为企业界、管理界、伦理界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