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孟子是依附在统治阶级之上，鼓吹复古、等级制度，宣扬莫须有“仁治”，维护贵族统治的贵族清客。
我们可以从仁政观点的观点看下
1.仁政的实施者：封建贵族，孟子鼓吹加强世臣、优待巨室，把贵族作为仁政的基柱之一，后来儒家发展为“圣贤”治国，天下治乱系于一人，巩固了中央集权。
2.仁政的对象：民，这里民无法发声，由孟子替他们发声，首先，民被作为“喻于利”的小人，自绝于“喻于义”的贵族君子，居于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其次，民的心理被分成为渴望圣贤——“若大旱之望云霓”和歌颂圣贤——“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两个方面，成为宣扬贵族统治合法性的工具。这两种心理到现在还有遗存。
3.仁政的实施手段：等级制度，作为“君子”的贵族居于劳动者“小人”之上，靠个人“仁”的品质教化言“利”的小人。孟子反对变法改革，否定制度创建，主张复古。鼓吹繁文缛节、厚葬久丧，强调诸侯应厚养君子，上行下效，则天下大治。从现实看，按照他的主张，贵族作为不事生产的食利阶层，一旦壮大，必然横征暴敛，赋税深重，小民负担过重，国家必然日益贫困，与他宣扬的理想背道而驰。整个战国，他的学说并不受诸侯尤其是新崛起大国重视。
实际上，春秋战国的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伦理学范畴，用之于政治，则只适合小国寡民的封建王国，周朝殷鉴不远。随着战国时期人口和疆域的急剧扩张，依托于个人关系的儒家学说无法提供普世的制度设计，对政治制度的建设不如法家。法家真正构筑了中央集权官僚制这种适合于大国的诉诸于“法治”而非单纯依靠血缘贵族“人治”的制度。试想，如果依然囿于血缘亲疏的仁义道德，如何管理人口庞大，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境，到时候恐怕仍然会重蹈周朝的分裂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