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通过生活而获得经验，但个人的生活是限定在一个很小的时间（几十年）和空间（工作与生活之地）之中，获得的经验就很少。要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智慧，必须突破时空限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大地这一广阔的空间，去吸取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经验和智慧。
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人从小就接受父母的教导。张燕身老师说：“一个母亲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教给孩子”，中国当代的父母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接受过经典教育，在他们身上已缺失了圣贤的教导。父母长辈只是一个传递者，当他们缺失了圣贤的教导之后，也就没有能力将圣贤的教导传递给孩子。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父母长辈同孩子一起，同时通过经典学习，共同接受圣贤的教导。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故“育才首在通经，奉圣人之至教。”（阮元《奉敕进经籍纂诂折子》，见阮元《研经室》四卷一）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又不去大力倡导经典教育甚至反对经典教育，不积极推动经典教育进入正规教育之中，那么，我可以说，这些人是虚伪和无知的。因为，经典就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在中华文化的大量人物、事物、现象、文物等从现实中消失之后，典籍成为中华文化最主要的遗存，不搞经典教育，也就是远离了中华文化。
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各种书籍，大谈处世做人之“术”（技巧与方法），不讲处世做人之“道”（道德、价值、精神），甚至大力兜售违背“道”的厚黑学、阴谋、诈术。经典提供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即使讲“术”（技巧与方法），也是在“道”的统摄之下，即“以道御术”。
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中华民族数千年数十亿人民用生命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篇》）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中的钟乳石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讲的“常道”，是永恒的道，是不变的道。无论时光如何流移，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人性存在，人们都应当遵守经典所载的常道，此即“知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如果丧失“常道”，那么人生活就没有根基，沉沦于无常之中，随波逐流，没有原则，丧失信念。
中国的经典教育始于孔子。孔子创办私学，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经他整理或编撰的六种经典，称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荀子亦非常重视经典教育：“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篇》）六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六经的价值各有不同，不可相互替代。《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并非将经典纯粹知识化、抽象化、概念化，而是将经典教育同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使经典教育大众化、生活化、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同时，孔子通过讲经，通过言传身教，通过在具体境遇中的启示，注重引导学生理解、思考、体会、运用。以上两个方面，我们现在许多地方的经典教育都没有做到。
宋代以后，经典教育形成了四书五经体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乐经》散失）。由于科举制的引导作用，凡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内容就被淡化，出现了知识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脱离生活，脱离身心修养。
清末兴办新式学堂之前，中华经典教育占据着教育阵地，四书五经是中国经典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新办新式学堂之后，仍设有经科。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八科。 1906年清朝学部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直至清亡，读经仍然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国成立后，全盘西化思潮席卷全国，部分文人和政客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抛弃中华经典，或者对中华经典进行妖魔化解读。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废除了小学“读经科”。 蔡元培主张 “兼容并包”，但他的这项原则主要用来对待西方文化，没有用来对待中华文化。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则，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科，废除了经学科。 新文化运动时期，运动的领导人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将中华文化完全同“科学”与“民主”对立起来。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这些话极端错误而影响巨大。其实，科学完全可以在中国传统的“智”上生长起来，而民主则可以在中国传统的“义”和“民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经典教育一直得不到恢复。经典教育的缺失，是国民党迅速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的文化模式和教育模式。引进西方和苏联的课程，国学教育全面缺失。在文化大革命时代，阴谋家大搞个人崇拜，将孔子视为个人崇拜的障碍。1966年11月7月,谭厚兰在天安门广场红卫兵集会上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不共戴天的仇敌”,是“把毛泽东思想树为绝对权威的主要障碍。”毛泽东在1966年12月,会见波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林彪高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主席万岁”，“四个伟大”中“伟大的导师”排在第一，而在此之前，中国已存在着先师圣人，现在只能打倒圣人，取而代之。
香港国学基金会冯主席问我：既然国学具有如此高的价值，为什么中国人不积极弘扬？我将文革时代一幅一群小孩子在一起批判孔子的照片给他看，接着解释说：现在这些孩子都有五十多岁，正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政治领域开展拨乱反正的运动，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却没有进行重新认识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拨乱反正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少年，从小形成的对儒家文化的偏见，扎根于心灵之中，挥之不去。
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都有公认的“经书”，都有经典教育的传统。阿拉伯人道德观来自《古兰经》，西方民族道德观来自《圣经》，印度民族的道德观来自《吠陀》和佛典，犹太人道德观来自《西伯来圣经》、《塔木德》、《米德拉什》 ，中国人的道德观来自于何处？只能来自于《四书五经》。如中华民族有四书五经、西方民族有《圣经》，阿拉伯民族有《古兰经》。世界上伟大的民族至今都保持着经典教育的传统，并且经典教育通过宗教和学校两大渠道展开。中华民族曾经有两千多年的经典教育历史，而现在却放弃经典教育，不仅在学校这条渠道上，而且也在宗教这条渠道上放弃了经典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