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开设公共类《论语》课程，目的无疑出于培养人文素质的考虑，有关孔子的思想理论并非教学重点。而人文素质的要求，有一般性的规定，也有各个时期的特定性，与社会的阶段性需要相关。在上世纪30年代，国家危难，故而王向荣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讲《论语》时，先揭出“自强不息精神”、“实用主义”、“乐观态度”三点。［1］而现时期，孝敬、信誉这些基本道德素质也普遍不堪，因此公共类《论语》课程当针对此问题展开。这一点已是普遍认识，似不必赘言，但是探究下去，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建国以来学雷锋、焦裕禄、张海迪、孔繁生等，全社会普遍开展的思想学习运动持续不断，并没有获得普遍性的效果。其中的原因何在？这是公共类《论语》课程的目标设置时首先应该重视的问题，假如我们承袭以前的范式，换读《论语》只是换汤不换药，效果可想而知。本文以为，其中效果不佳的重要一个原因是目标设置太高。建国以来的学习榜样都大公无私，生活中唯有理想，为社会大众利益不顾及个人和家庭利益，甚至不惜奉献生命；他们相当于传统文化所宣传的圣贤之人。企求社会的普通成员都达到这样崇高的道德境界，显然过于理想化了。因此，在大学公共类《论语》教学中，要避免过高的目标设置。
事实上，孔子对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道德水准并非绝对要求崇高，《论语》所阐述的道德境界也并非大公无私一个层面。《论语》讲到的道德境界有“圣人”、“仁人”和“君子”三个层次。其中“圣人”指道德崇高、功业辉煌的政治领袖，如传说中的尧、舜、禹。“仁人”也即“志士”，他们没有圣人那样的政治权位，但是为社会和民族利益无私无畏，如文天祥、谭嗣同。“君子”则是有道德素质，同时也考虑现实因素的人，他们往往权衡得失，不及“仁人”那样具有牺牲精神。三者的道德境界，自然“圣人”最高，“仁人”次之，“君子”又次之。但是在社会成员中，能成为“圣人”、“仁人”的少之又少，而且其成就还依赖于时代环境和机遇，因此孔子对于大多数人的道德要求也是落实在“君子”层面。他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由此看，公共类《论语》课程的目标设定在“君子”层面，即要求大学生成为有道德、又有生活理性的社会成员，无违孔子的思想本旨。
这样的目标设置，也合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合乎现时代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众所周知，人类文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天赋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特征，既以个体的、经验的形式存在，又必然在社会群体结构内，不可能绝对地独立生活。自然，其也既有个体的本能性、感觉性的需要，也有作为社会成员的文化政治要求。而人的发展，即表现在这两方面的自觉上。其中有两个关节点：一个是群体的“人”从“天”、“神”的统摄中独立出来，从此自存自为；另一个是个体的“人”的普遍自觉，个体作为社会群体的基本单位成为常识。在中国历史上，前者约在殷周时期，后者则在民国以后。在群体的“人”的时代，每一个群体都有核心，有英雄式的人物，包括政治的、军事的、道德的、技术的等领域。他们形为凡人，实近乎神，领导这个群体，为这个群体的表率；这个群体成员则敬仰他、服从他。如此，自然产生道德楷模和英雄榜样。而在个体的“人”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普通的；所推选的领导，也都是暂时性的，而且随时被监督，处于不信任的状态。其虽然依然有群体性的需要，拥戴英雄式的人物，但一般也是娱乐性的；除了战争、自然灾害这种非常情形下，并不需要英雄。显然，在这样的时代，再单向地宣传道德模范这类英雄式的人物，以圣贤为榜样，自然难以被普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