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即公正不贪，清白无污。中华廉洁文化是中华民族廉洁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文化总和，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论以及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总概括。中华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主体的大众性，主要表现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健康向上的廉洁文化充实社会公众的精神世界；二是指向的权力性，主要表现为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管理者廉洁自律；三是指实施的职业性，主要表现为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四是组织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机关组织处事公道正派，诚实守信、廉洁高效。
中华廉洁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古代廉洁文化的蒙昧和自发时期、近现代廉洁文化的开始觉醒时期和当代廉洁文化的自觉时期。
第一古代廉洁文化的蒙昧和自发时期
古代的具体范围是指从有文字可考的夏商周时期到前清的三千多年，这是中华廉洁文化的孕育期。在这个时期廉洁文化一词虽然没有作为一个专用术语正式提出，但在一些典籍、论述中也零星谈到了关于廉洁的或是与廉洁文化有关的一些理论和知识。比如孔夫子谈到耻的时候就讲到：“行己有耻”。这里是说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作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孟夫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人之大节”。这也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是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就是说，如果想纠正社会上不好的风气，使风俗变的美好，就要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颗羞耻之心。现在的贪污腐败分子就是不知道廉耻二字为何物，才做出那么多违背天良的事情。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以上谈到的是中华廉洁文化建设与中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下来我们就继续谈一下中华民族畏的哲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到的与廉洁文化有关的一个问题。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今天说的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我们对它应该有所畏惧。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在孔子看来是宇宙绝对的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所以“天命”是不能违抗的，我们在他面前只有畏惧。而在今天看来“天命”不妨说是“民命”“民命”是人民的意愿和命令。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民心了。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个畏字在心头，就会出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力，肆无忌惮的做营私的买卖，必然招来人民的怨恨。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一定指那些作官做的很大的。而是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吸收与思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读那些圣人之书，从书本中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义如同人们的生命一样是不能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个“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把她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为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他，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而道义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有丝毫麻痹。稍不留神就会有所违背，违背了就要万劫不复。
谈完了知耻和畏这两层东西，下来我们就谈一下第三层“立志”没有一个很强的意志，廉洁之风是树不起来的。意志有高远与平庸之分。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自己的主体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就有类似宗教 的意义。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就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虽不是圣人，但圣人之道还需遵守，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齐上，得乎其中”，立志立的高远，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
怎样才能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他说，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身俱来。愈是到了后来，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做不断的清楚，放到现在我们就是不断要加强反腐败的力度，惩治社会的不良风气，从而达到致良知的目的。
《论语。学而》载：“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与未然。 第二近现代廉洁文化的觉醒时期
近现代是指晚清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一百多年。这是中华廉洁文化的产生期。在这个时期廉洁文化一词开始提出并见诸于一些刊物。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就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第一次直截了当将廉政建设与治国的关系说出来。这是中华民族提倡廉洁文化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接着周恩来也提出“干部要过好五个关”其中一关就是思想文化关。要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腐败的念头坚决不能有，有了就赶紧消除。廉洁没有先进的文化做基础是提倡不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定能够胜任这个角色，我们中国的廉正建设应该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搞的出色。中华廉洁文化也应该比世界任何一种廉洁文化都要繁荣。 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洁是廉洁文化的根本特征。廉洁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不浓，是文化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缺乏廉洁理念的文化是难以长久的。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党，我们新中国才会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届政府更注重搞廉正建设，更坚决的要提倡廉洁文化。
早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并且在建国不久就领导全党成功的进行了“三反”、整党整风运动。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拒腐防变的意识，深刻认识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道德根源及其对党的事业的危害，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他把整党风作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无形中就促进了中华先进思想文化的发展，他把党风建设和廉正建设结合起来，又促进了中华廉洁文化的再发展。毛泽东是为中华廉洁文化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新中国第一人。
当代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是中华廉洁文化的发展期和高峰期。在这段时期中涌现了很多与廉洁文化有关的历史性的理论著作。主要 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党风党建理论的论述和发展。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含义的，其中有所怕，有所顾忌的是与人民的监督。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问题，提倡中华廉洁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毕竟党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江泽民曾语重心长的说：“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想清楚这三个问题，就要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将中华廉洁文化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为中国共产党的廉正建设吹响了总号角。中国人民将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廉洁文化史留下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建设廉洁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任重而道远。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说：“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不能自满，决不懈怠、决不停滞。成绩越大，喝彩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对国内繁重艰巨的改革任务和我们党肩负的庄严使命，我们必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不断前进。
在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提倡廉正建设，发扬中华廉洁文化的优良传统越发显得重要了起来。如何加强对廉洁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用以指导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题中之义。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积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廉洁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坚持古为今用，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新老传统中的廉洁文化传统；坚持洋为中用，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的有益做法。要建立健全廉正监督机制，特别是建立起与廉洁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让廉洁文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