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 “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图。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楚简中儒家著作是孔孟之间缺失的重要链环。
孔孟之间的传承应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门人--孟子。
孔子逝世以后儒学曾有很多演变：《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秦火以后，儒家典籍损失严重，然而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还不算少，可惜后来又大多散佚；晚晴疑古思潮的冲击，仅存的一些典籍又遭到怀疑否定，于是“早期儒家的传流脉络归于暗昧”[2] ，特别是孔孟之间似若一片空白。
其实，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到5世纪初年的人（-551年— -479年）。其门人即七十子，下延至5世纪前半，如曾子（-505年— -436年）。其再传即七十子弟子，是在5世纪中晚，如子思（-483年---402年）。孟子与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4世纪中晚，如子上（子思之子）-429年— -383年。孟子是-390— -305年人。汉代人多误认孟子是子思亲授弟子，是不对的。《史记》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对的[6] 。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分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2] “郭店简这些儒书究竟属于儒家的哪一支派呢？我以为是子思一派。”[6]
不仅如此，韩非子根本没有涉及孔门的易学一派。
思想传承
孔子“老而好易”，为易作传（《易传》），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就是：“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至少其中一部分）。”[7]
孟子对孔子的易学思想不仅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孔子好《易》之前所讲的‘人道’，是没有会通天地之道的礼义说教。《易传》所讲‘人道’，是指会通了天地人三才之后所体悟的人道。”[4] 孔子在其易经哲学中创立了仁、义范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仁义是一对矛盾，义是对仁的节制。这是孟子大骂墨子”兼爱【泛爱（仁）】的理论依据，此其一；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论断。孟子与易学的渊源，杭辛斋有独到认识，他说“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8] 此其二。可见，孟子汲取了孔门易学思想的精髓。
重写学术史
“重写学术史”，不是续写、修补，而是改写。
“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易学思想又有发明。《易经》号称“帝王之学”。《易经》解决了大易的问题医国，《黄帝内经》解决了大易的医病问题，是思孟学派的“德性论五行”学说，解决了大易的医人问题。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简竹书《五行》的面世，正好补上了孔孟之间缺失的理论链环。这个链环就是荀子大骂的“按往旧造说”、“僻伪而无类”、“闭约而无解”的德性论五行思想。思孟学派比照元素论五行，将德性论五行概括为仁、义、礼、智、圣。义和智都是对仁和礼的节度。“圣”端就是指会通天道、地道的本事。“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说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五德始终说’之先河。”[4]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孔子《易经》“革命思想”的发展。民可以革去惨无人道、怙恶不逡的帝王之命。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是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理论基础。“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理论是孟子‘革命权利’理论的变种。”[4]
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20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受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