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28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迎来了他的第2565个生日，北京、曲阜、南京、长沙以及台湾等多地举行了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的祭孔大典，并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祭拜，纪念这位以仁者爱人的儒家经典传承几千年的伟大先贤，以礼乐教化的思想体系影响无数人的精神导师。那么，儒家思想为何能够流芳千古经久不衰？它对于当今社会有何借鉴意义？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今天，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和利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经典？为此，光明网记者采访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李翔海教授，请他诠释儒家经典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满足民众发自内心、立足生活的精神需要
此次祭孔大典吸引了各阶层群体的广泛参与，体现出普通民众对于儒家思想具有自觉或自发的、较强的精神认同感，以及一种发自于内心、立足于生活的一种内在需要。
小到一个个体，大至一个民族，其自身的历史与传统，都与其特定的文化系统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深入人们内在之中的。我们常说中华民族，而事实上，它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的种族型概念，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属性上的内涵和意义。换言之，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是孕育中华文化的坚实土壤；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又是中华民族成长、发展、振兴的精神见证，若没有薪火相传的中华文化，很大意义上历史深厚的中华民族也将不复存在。
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亲切的精神家园。所以说它亲切，是因为它是千百年来与中华民族内在的、血脉相通的一种文化特质。而精神家园是否存在，直接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念是坚不可摧还是虚无缥缈，对于民族能否安身立命，毫无疑义具有根本性作用。
而谈及中华文化的主体，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为核心的，至少是核心之一的，当之无愧便是儒家学说。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儒道互补，由此可见，儒家与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强大骨干。而二者之中，儒家学说又因直接反映民众生活的日用寻常，与大众的联系尤为紧密。作为一门以教化民众“该”与“不该”做什么、允许与禁止做什么、提倡与反对做什么的学说，儒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标尺的角色，发挥指示的作用，因而对普通民众而言非但不是空中楼阁、曲高和寡，反而具体作用于人们的言行之中。
一个民族，总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思想是塑造中华民族、升华其特殊生存方式的历史积淀和深厚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今社会的基因和根蒂，的确所言非虚。
儒家文化渗透日用寻常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儒家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早已渗透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甚至有时人与人发生摩擦、争吵、口角，这其中也能看到根治于骨髓的儒家文化。譬如，批评他人时，我们常常诘问“你怎么不讲道理”，这句话听来似乎不足为奇，但其实，无论“道”或是“理”，都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中最核心的部分。
再比方说，我们有时会批评一个人“不讲良心”，而“良心”恰恰是儒家文化当中，在人们进行道德行为和道德选择时，一种指导内在、主体的重要警示机制。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自觉做出正确的道德行为，规避不正确的道德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心”的一念之警醒。由此不难看出，即使是“道理”“良心”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言语，也处处体现着儒家文化与民众日用寻常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是由孔子创立的，最具典型性、最能集中体现孔子思想精髓的著作是《论语》，但殊不知，大多数人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处于“日用而不觉”的状态，日常生活中我们用到的许多俗语、习惯用语，均可在《论语》中找到出处。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可谓信手拈来。“三十而立”、“见义勇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尽善尽美”、“一以贯之”、“举一反三”、“后生可畏”、“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和而不同”、“道听途说”、“患得患失”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侧面表现出普通民众与儒家学说的息息相关。经过几千年来的历史积淀，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主干之一，早已经年累月中深入普通民众的血脉之中，在“日用而不觉”的过程中与儒家思想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信仰缺失论”，是对中华文化认识肤浅的狭隘言论
当今社会我们发现，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后，有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是否会在长期剧变中断裂产生了忧虑，当代中国丧失信仰的言论也不绝于耳。其实这种担心不仅大可不必，相反，恰恰是对中华民族认识肤浅、流于表面的一种表现。16世纪，一些耶稣会士（即如今的基督教徒）来华传教，令他们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之上、众多的人口之中，没有任何所谓的“神”“上帝”作为信仰支撑，却比当时的许多西方人更加思想充实、精神愉悦。
事实上，中华民族只是不同于西方国家，没有类似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自身的特定信仰心态却是贯穿古今的。而这种信仰与儒家思想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人倡导一种最基本的伦常规范，强调一种最直接的道德准则 “父慈子孝”，即为人父者应当对子女心怀慈爱，反过来，子女也应当孝敬双亲。它并非对职责和义务的简单履行，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此过程中收获了关乎生命、超脱死亡的终极价值与意义。这是因为它要求，一方面意味着为人子女者，要继承父母的生命精神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为人父母者，也要自觉为子女在精神上树立榜样，并尽可能创造有利于子女身心发展的诸多条件。而这两方面便共同构成了一个人所要肩负的人生使命。向前回溯，可以看到自身的生命与生命精神，都与父母及祖先一脉相承；向后展望，又可以看到宝贵的生命精神在子孙的世代相传中生生不息。这时，每个人有限的生命长度，都转化为其所在无限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由此不难看出，即使是普通民众，通过父母子女这样最简单的血缘纽带和纲常伦理，也得以将自身与祖先、与后代的生命精神紧紧维系。这便是一个确立信仰、践行信仰的过程。
而反观基督教，尽管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主流的信仰方式与基督教信条大不相同，相反，与马克思等人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却内在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而，类似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并不能满足当代中国的信仰需求。
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广泛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思想变革
我们常说，思想文化是无国界的，而从古至今，儒家思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早已不仅限于中国。在其长达两千余年的发展进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成为儒家思想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一个时间点发生于公元13世纪，即宋明理学成熟之后，这同时也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阶段。即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等人，在由宋至明时期，在原始儒家的基础上，融合道家道教，以及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创新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全新思想体系。由于宋明理学是仅次于先秦儒学，即孔孟荀等先贤大哲创立的学说之后，儒家思想又一次大放异彩的重要阶段，因此可以说，朱熹可称为仅次于孔子，第二位对儒家思想作用非凡的人物。他不仅极大促进了宋明理学的蓬勃发展，更推动了以宋明理学为表现的儒家思想对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对此，一位日本思想家甚至提出，儒家思想对于传统东亚社会塑造而言，其意义之甚远，不亚于马丁路德对于基督教的新教改革。虽说这一观点见仁见智，但其是否有失偏颇暂且不论，但至少能够肯定的是，儒家思想在当时就已经跨出国界，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
而第二个时间点，同时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更重要的国家、产生更突出历史意义的时期是在17、18世纪，对启蒙时代的欧洲具有广泛性影响。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值16世纪，上文提到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基督教教义、以及一些西方科学技术随之传入。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带回欧洲。中国文化与当时欧洲的主导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欧洲文化理念中，“神”依旧占据着牢固的中心地位，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则倡导以人为中心。当时的欧洲迫切希望举起“人”的旗帜，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无疑为探索人本思路的欧洲带去一丝曙光。因此，像狄尔泰、魁奈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均深受儒家思想启发，汲取大量营养，从中接过并高举起“人”的大旗，作为对抗神学的有力武器。北大曾有一位朱谦之先生，他在40年代就出版一部书籍，专门介绍中国文化对17、18世纪欧洲的影响。而以法国、德国为主的一些欧洲国家，时至今日也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着孜孜不倦的研究。
进入当代，儒家思想对于各国的广泛影响力和吸引力仍未消减。例如，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时，称当时的中国为“儒教国家”，在世界比较文化中突出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性。又如，有一位中文名为“南乐山”白人学者，自小受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却愿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以儒家思想自问，由于在美国波士顿地区任教，故自称“波士顿儒家”。
西方体系中“仁”的稀缺性，决定其对儒家思想的精神诉求
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被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兼收并蓄，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不可或缺。
首先，从普遍性角度来说，整个人类的文化，说到底都是人精神的外化，因而就“人”这一个体而言，无论是内在的生命结构，还是外在的所处环境，都存在一定共性，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普遍特征。这就导致了不同国家虽然语言各异，但在思想共同性上总能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接纳。
其次，具体到儒家思想自身而言，在世界比较文明系统之中，它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化的诸多特质。它重视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从对方的角度为其履行义务。这就与西方思想体系中推崇的“自由”“人权”“平等”等，完全从自我权利出发考虑问题的现代伦常规范大相径庭。西方追求的个人主义，一旦从合理层面走向极端边缘，纯粹追逐自身权利最大化，置他人于不顾，甚至不惜以损害他人权利为代价满足自身需求，一系列问题便会接踵而来。因此，儒家学说所宣扬的伦常规范，可实现某种程度的补救，完善其自身文化系统中的稀缺，催生全新的文化需求。
鸦片战争后，严复等人翻译了《物种起源》，并将其主旨高度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说，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只有生命力旺盛的强者才有立足之地，弱者则只会被无情淘汰。这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观念。而中国文化则截然不同。例如孔子在《论语》中有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其完整表述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说，如果远方有人对中原心怀不服，我们要做的并非用强大的武力去镇压，而应该反省自身，归结为自身德行不够，只有通过继续修为，使自身的德行更充分地得以显发，才能是对方心悦诚服地与我们交好。这就传递出一种与以强欺弱相反的，强者更应当尽己所能帮助弱者的思想观念，这种同情心也吻合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理念。
当代世界，随着优胜略汰成为社会广泛适用的基本信条，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处理不同人、不同族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通用准则，随着西方文化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则更显难能可贵。毕竟人是极其复杂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也往往是各种矛盾的集合体，因此，若简单遵循“恃强凌弱”的规则打压弱小势力，势必引发许多弊端。这也就解释了如今的美国，为何自身拥有雄厚的实力缺屡遭困境，最典型的便是其与伊斯兰教国家间盘根错节的冲突。儒家学说得以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碰撞对话，其内在必然性便体现于此。
辩证对待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赋予其顺应时代要求的新特征
对于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秉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使其更好地为己所用，顺应当代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需求。首先，要用建设性的视角和心态审视儒家思想，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继承传统文化常怀自觉的责任感和较高的崇敬之心，要摒弃过去出于某些特殊历史原因，以“重批判、轻继承”的简单理念对传统文化盲目否定。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与此同时，正如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对待儒家思想，也需要坚持辩证性原则，辅之以灵敏的批判意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尽管“精华”和“糟粕”的区分是一个复杂的实践性命题，但在观念上必须要有明晰的认知。
诚然，很多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成就卓著，但其暴露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面临的障碍、遭遇的陷阱，我们不能如法炮制，而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使其发挥在规避绊脚石、铺平道路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反对“食洋不化”，摒弃过去单纯的“学习西方”，对西方完全照搬照抄。然而另一方面，时代发展一日千里，古代和今天千差万别，同一文化资源所要面对的问题也迥然不同，因此，我们也要反对“食古不化”，对古代的东西依样画瓢同样不可行。
对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内在局限性，我们要保持清醒认知，对传统文化中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部分，需要大刀阔斧地重塑再造，用全新视角加以创造性解读，赋予其顺应当前发展要求的时代特征。例如传统文化倡导“忠”。对于“忠”，我们曾经一度全盘否定，狭隘地把“忠”与“忠君”等同起来，进而认为忠于“君”这个封建制度的产物，也应当坚决反对。但事实上，虽然“忠君”在中国古代社会或许是“忠”内涵中最重要的方面，但绝非全部，甚至并非“忠”的本意。对于它的本意，朱熹曾做出解释，“尽己之谓忠”，即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才可称其为忠。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固然不再需要“忠君”，但忠于职责，尽忠职守，对党、民族、人民忠诚不渝，这些都是责无旁贷的。因此，既要坚持“忠”包含的好的德行元素，又要剔除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君”的盲目愚忠。创造文化的最终落脚点，是要创造出既属于我们自身、代表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展现当代风貌、与特定时代要求相一致的现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