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命观及其道德实践 [复制链接]

对于“天命”，孔子秉以“知”和“畏”的态度。“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是孔子对自身知命的总结；在《尧曰》中，孔子提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也就是成为君子则需要知命，强调知命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纵观《论语》，孔子对君子的言论有从“君子务本”、“君子喻于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泰而不骄”等道德修养、言处态度来谈，但孔子在此处将君子与知命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的人格及其道德行为都是建立在“知命”的前提下，强调对于“命”或“天命”的主观感知。

君子除“知命”这一必要条件外，孔子还认为对于“天命”要有“畏”的态度：“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此句中将“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并列作举，都执以有“畏”的态度，“畏”本义是可怕、恐惧，引申义为敬畏、佩服。由于对“命”的态度有“知”的能动性，故此处的“畏”应为引申义敬畏。“敬畏”在语法中是并列结构，指从内心生发出的尊崇与在畏惧状态下的自我约束。然畏与敬本有极大不同，在《论语》中，孔子对于“敬”的讨论有“敬事而信”（《学而》）、“修己以敬”（《颜渊》）等，是从修身实践、行为准则的角度言“敬”的；而对于“畏”则是强调在天道、天命超越地位下的尊崇以及约束。由此孔子所言之“畏天命”包括了外在行为实践与内在自我约束的两个层面，故在《雍也》篇中言“亡之，命矣夫”，既知命且敬畏命，如此便呈现出“命-知命/畏命-为君子”的内在结构。在此逻辑下，孔子展示出其独特的为命观和由命观。

孔子将“天命”悬置起来，赋予其主宰性和至高无上性，是人的主观无法改变、动摇的，所以在《宪问》篇中有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即道之行与废皆由命，非由个人意志而转移，此时对于命的态度即是顺其自然、合于天道的由命观。同样的态度在《述而》篇中也提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也是强调人在被赋予天命而为之的情况下，不受其他条件干扰，如此顺承天命，得天独厚，无有忧虑。但孔子的天命观并非简单地强调听天由命，其一生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的为命观贯彻到底。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积极讲学传道，贯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的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道德使命感，弘扬天命与道。并以“不怨天，不尤人”（《宪问》）的态度和尽人事听天命的道德实践，广泛传播仁学思想，承担起个人与民族的责任使命，为儒家文化打下坚实的根基。简而言之，孔子的为命观具体落实在实践中，便是在知命、畏命的前提下，承接天命，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弘道。

孔子天命观中的由命观和为命观并不互斥，非是矛盾关系，二者相辅相成混于一体，在知命敬命的前提下由命并为命，体现了孔子动态的天命观及其思想厚度。孔子的天命观虽然强调天的主宰性和必然性，但也能通过人的主观能动将天与人的距离拉近，从人的实践出发，为命弘道，实现实现个人与天道（天命）的和谐统一。

孔子的天命观将天道与人道相结合，认为“天生德于予”（《述而》），即人内在本有的德性是上天赋予的，是先在的，通过人的主观内化，拉近天人之间的距离，从而实现“天人合一”。这不仅是孔子对人德性来源的确认，还是孔子具体道德实践的基础。孔子在《颜渊》中提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仁由己”即是将天道具体内化于人道，通过个人的为仁与修身来完成，其中更为具体的道德实践便是从“仁”衍生发散而来。

除了强调“为仁由己”的道德内在实践，孔子还从多个方面对“仁”以及如何践行“仁”作了说明。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对“为仁由己”作了更充分的阐释，其内在思路将内在的“克己”与外在的“复礼”相结合，把内在的道德要求与外在礼制规范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仁的普遍追求，也是实现个人秉承的天命德性，如此实现上下贯通与周流普遍。孔子由内而外的过渡性修养实践还体现在“自省”中。《里仁》中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思齐而自省是破除自我局限的重要步骤，在《公冶长》中也强调要“见其过而内自讼”，“自省”和“自讼”都是一个向内自反自求的过程，依照本有的德性，与德性良善靠齐，从而激活个人内心的道德自觉，由内德而发散到外行。

除了对内的省察与克己，对外还讲究忠恕一贯的修身实践。“忠”本义为尽心尽力，诚心诚意；恕为推己及人，《论语》中对“恕”的解释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卫灵公》）“忠恕”是为“仁”之方，对外诚心敬直且由内而外地推己及人。自身尽心尽力而推己及人，则天下无争，由此由个别到一般，由个体的“仁”推及普遍的“仁”。

无论是对内的修养还是对外的实践，亦或是由内而外的过度实践，孔子的道德实践路径都是从“修身”到向外的推己及人，从而实现普遍的仁爱社会。在《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子路问君子，孔子回答首先是“修己以敬”，之后是“以安人”，最后是“安百姓”，此三者亦是“修己”的落处。君子“修己”的首要立足点是“敬”，也就是从自身道德修养开始，始终保持内心的恭敬态度并存养，体现在外事中即《学而》所言的“敬事而信”，此“敬”的状态是要求君子在知尊卑懂礼义的情况下，对内在道德的不断提思。从“敬己”到“安人”则是修身由内而外效验范围的扩展，亦是“修己”的第二落实处。《说文》中“安”为“静也”，本义是平静、稳定。与自身的庄重之“敬”不同，此处是“修己”对他人实现的“静人”，是对外的静与安。关于“敬”与“静”，朱熹认为“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静之为言，则亦理明心定、自无纷扰之效耳。”[[[]  《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 2323 页。1181 年。见陈来: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三联书店，2007 年，第 203 页。]]即以敬为主，静是主敬之后的效用。也就是说，实现修己之敬君子的同时，向外推己及人，以实现他人德性的广而化之。到最后“修己”的落处是在“安百姓”，从他人到百姓，这里面有政治角度的转换，与普通百姓相对的是崇高的君主，故这里的君子亦代表着君主，君主先以敬修身，随后安身边人，最后安天下百姓，体现了儒家修身思想的核心脉络——从自我完善出发，逐步向外扩展，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孔子在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了自身道德的修养，以及通过有教无类的方法教化他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安人”，而对于“安百姓”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是没有实现的，但其内圣外王的路径十分清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统治者以内在仁德为本，由内而外地实行仁政与德治，则能实现百姓归附、天下统一。在《为政》篇中，具体提到了为政以德的重要影响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百姓会由内而发地行礼践德，从而规范自身行为，使德治衍及天下。

从整体来看，孔子思想始终以内圣外王的态度与路径展开，即从天命下放到人的德性上，人再通过内在修习和外在实践以行仁，如此由己及人实现安百姓与治天下，将个人所秉的仁爱德性实践于普遍的政治社会中，进而与天命呼应，最终以实现真正的天人相贯。

孔子向内求、向外实践的路径对孟子有着重要影响。孟子的天命观将孔子的天命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对天的相关论述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的逻辑是先“知心”，然后“知性”，最后“知天”，最后在句尾强调贯穿其中的“修身立命”的实践方法。结合孟子的思想，他对于心性论最代表性的是“四心说”和“性善论”。孟子认为首先要明确知道“四心”，此“四心”是天赋的、人天生具有的，是内在于人的“天命”，只有充分认识并将其扩充涵养出来，才能实现人的善性本性。而人善端善性的实践与完成，正是实现天命内在化的探求，亦是对生命最高价值的追求与体认，通过存养和践行，将人固有的“四心”善端扩充出去，达到“知天”的与天合一境界，并由此铸牢仁政理想的根基。

孟子的思想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但其对于实践路径的强调是“反求诸己”，这亦是对孔子向内“修己”思想的进一步深耕。孟子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对于“四心”用存守，对于“善性”用滋养，这是对内在固有心性的不放纵与存养。在具体行为实践中，孟子具体提出“反求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仁者反求其身，非向外求，主张在修养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与自觉性。在《孟子· 公孙丑上》章中还提到“自反”：“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亦往矣。”“自反”之后有两种情况：“不缩”和“缩”，“缩”有理直的意思，“自反而不缩”则理屈且惴惴不安，“自反而缩”则理直而有勇，此句即是强调以自反来确认自身行为的正义性，如此以获得巨大的道德勇气和信心。

孟子向内“反求”的实践主体不仅仅是仁人志士，还特别突出政治主宰者。在《孟子·离娄上》中对君主也提到“反求诸己”：“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在这句话中，孟子直言以反求诸己来推行仁政最合宜的人选是君主，君主行仁则百姓无不为仁：“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君主通过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以仁义、正义作为准则推及开来，则天下民心政心一致，由此实现理想仁政和国家富强。孟子将君主的“反求诸己”作为仁政王道的起点，而“推己及人”则是具体展开，如此便能将仁政的政治理想落到现实处。

孟子在继承孔子路径之上，将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规范结合起来，通过道德实践，在实现个人修身的情况下推己及人，从而铸牢仁政王道的理想基础。总的说来，孔孟二者对修身实践的强调丰富和充实了儒家思想，也为后世儒者对工夫实践的探讨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