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诚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真诚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3）对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道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第三，人们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置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岂不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指示。因此，不能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圣神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二、理解
对于文化经典，必须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4）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经文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义理先存在，而后有经文。“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5)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干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干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7）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须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在解读经典时要避免这种现象：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8）后人对宋代解经时出现的各种偏差，进行了批评。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9）钱大昕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0）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是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三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难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三、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儒家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注重文化之精神，而文化之精神，则必须通过体悟而获得。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体悟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经典的体悟，一种是生活与工作中体悟经典。体悟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 “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11）在体证经典文本时，要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诵读经典时，保持心灵的虚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经文之中，在经文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2）
经典学习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圣贤经典为主，诗文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质量。圣贤经典与诗文经典相比较，圣贤经典是本，诗文经典是末。必须以圣贤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诗文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圣贤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诗文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
四、集粹
集粹就是将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按一定的主题、按一定的逻辑结构集中起来，有纲有目，有线索和要点，这样才方便学习、理解、体悟与运用。按此原则，本人出版《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二书，集中展示儒家文化精华。我们将儒家义理分解成许多思想主题，每个主题形成一个单元，每个主题之下，汇聚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和经典语句，每一段时间的诵读活动，必须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来展开。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认识。管仲有“四维”之说，包括礼、义、廉、耻。董仲舒有“五常”之说，包括仁、义、礼、智、信，宋代有“八德”之说，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提出“新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十大义理，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正确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标准应当是：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是否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与精神健康，是否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若是将精华作为糟粕，或将糟粕误以为精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如果只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去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只能给民众造成传统文化一团漆黑的印象。驱除黑暗的方法是，点燃一盏灯。同理，驱除糟粕的正确方式是，弘扬传统文化之精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经典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经典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文化经典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于培养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有人常常把文化经典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文化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经典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文化经典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病”与“药”的关系来说明，“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药”也就是文化经典的优良成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化经典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楚“病”与“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攻击传统社会的“病”的同时，错误地将文化经典作为致病之源，而不是作为治“病”之“药”。文化经典被抛弃了，“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
五、诵记
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读经必须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背记，而一般的书籍则只需记住要点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