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五代以来，佛教和道教相继完成了向心性学说的转化，其精湛的哲理思辨在中国学说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儒学虽在唐代即已有韩愈、李翶、柳宗元、刘禹锡等做着复兴努力，但至宋初，其总体上仍囿于章句之学。为应对释、老二氏的冲击和挑战，根本改变“儒门淡薄”状况，宋初学术风气即已开始有所改变，讲求心性的义埋之学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蔚然成潮，取代了章句义疏之学，使儒学获得空前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是很艰艰难的，但共结果却十分辉煌。
尽管宋太祖、太宗出身兵戎，却非常推崇文事。太祖赵匡胤目标远大，素来不以做雄踞一方的军阀为满足。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曾记叙了赵匡胤在周世宗时的一个故事：
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它物。世宗亟召上，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开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世宗曰：“善！”（1）
鉴于五代时的武人政冶及其危害，宋朝甫立国后，太祖即致力于治礼作乐、恢复儒学的活动。建隆元年（960年）元月，“兼判太常寺窦俨上言：‘三王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唯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禋享宴会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即诏俨专其事。俨请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夏四月奖酉，诏俨所定付有司行之”。（2）建隆二年（961年）五月，国子司业兼大 常 博士聂崇义考定郊庙器玉，上新制《五礼》图，“诏加褒赏，仍命太子詹事汝阴严松集儒臣参议。拙多所驳难，崇义复引经解释，乃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裁处至当，然后颁行”。（3）大祖还下令修葺孔庙、国子监，奖励左谏议大夫崔颂的首次讲学：“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聋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缘。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于是，左谏议大夫河南崔颂判监事，始聚生徒讲书，上闻而嘉之。乙未，遣中使遍赐以酒果。寻又诏用一品礼，玄十六戟于文宣王庙门。”（4）
在朝廷用人方面，宋太祖非常重视儒臣。在改元“乾德”时，他曾命宰相赵普注意避用前朝已使用过的年号。乾德四年，有原蜀官女进入掖庭，太祖览其奁具，见一旧铜镜，上有“乾德四年铸”的铭文，太祖大惊，以镜示与赵普及群臣，问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赵普与群臣皆莫能对。学士窦仪对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上乃悟，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5）此外，太祖还曾想让武臣武将皆读书，使之尽知“为治之道”；（6）在他看来，这样就可消除武臣武将发动兵变的隐患。
尽管太祖、太宗、真宗极力扶植儒学，但直至庆历，宋学主要仍是章句义疏之学。现将宋初的一些著名儒者及其学术简略介绍于下，以期晚窥其时章句义疏之学的概况：
聂崇义，少举三《礼》，善《礼》学，考订《三礼图》，建隆三年进上，受到太祖嘉奖。
王昭素博通“九经”，尤精《诗》、《易》，他认为王弼、韩康伯注《易》及孔颖达、马融有关《易》的疏义都有未尽是处，故特著《易论》二十三篇。
孔维长于经术，受诏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
邢昺、杜镐、舒雅、孙奭、李幕清、隺偓佺等受诏共同校定《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
田敏受诏与马镐等同校《九经》，史称其“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 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类甚众，世颇非之。”（7）
上述数例可见，其时儒学主流乃是章句义疏之学，这与迭经战乱动荡，社会方安，天下初定，儒学刚刚恢复，国家又急需标准课本以教授生徒有关。但这时的儒行却很值得怀疑，上举孔维为升官而不择手段地百般钻营，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宋史·儒林传》说：“太宗尹京日，淮为属邑吏，颇以经术受知。即位后，维始升郎署。自以通经术为司业，即以授之。使外国首皆假服紫，维自高丽还，会东使至，维自耻衣绯，因求见上，诡言：‘高丽使问臣获何罪降服，臣无以对。’因泣下。上怜之，即赐以金紫。及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亲戚故旧有书信来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晋朝任祭酒，乃兼侍郎。愿循前例，兼领是官，庶获美称。’上从之。然缙绅恶共儒者躁求，无退让之风。”孔淮还私用朝廷印书钱五十余万，被掌事黄门告发。深为忧惧的孔淮，不得已以家产赔偿。孔淮本就有病，经历此事后，病情加重，尽管太宗没有继续追究，但他还是因之病死了。章句小儒，德薄行陋，做出这等事来本不足奇。这与后来讲求气节的道学诸儒实有很大区别。
与章句之学相应的是文坛上流行的萎靡虚华的文风。文学虽非儒家“正业”，却是其最重要的“副业”；儒家的思想精神必然要通过语言文字作为载体，用以表达和传播儒学，而这就使一定的语言文字样式不仅能够体现儒道，而且能够忘分反映一个时代的儒学面貌。但魏晋以来，文风已显浮华，而至宋真宗朝这种文风的浮华程度更有了进一步发展。杨亿、刘筠和钱惟演将他们的作品编为《西崑酬唱集》，其特点为堆砌大量典故和华丽的词藻，其思想却极为空虚无聊，而士大夫纷纷仿效，称之为“西崑体”。宋初三朝近八十年，社会状况相对稳定，太宗、真宗均常与大臣相酬唱，用以点缀太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虚浮的文风。
仁宗时期，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都有很大变化，官僚腐败现象严重，农民起义接连发生，国家财政极度困难，尤其是与西夏、契丹的连年战争更加显示出宋王朝的腐败无能。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思想界迅速漫延起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王应麟曾对庆历后的怀疑精神有所记述：“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筳、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溥矣。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若璩按：谓欧阳永叔）、毁《周礼》（按：谓欧阳永叔，苏轼、辙）、疑《孟子》（按：谓李觏、司马光）、讥《书》之《胤征》、《顾命》（按：谓苏轼）、黜《诗》之《序》（按：谓晁说之），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斯言可以箴谈者之膏育。”（8）
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范仲淹参知政事，为为挽救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为振兴国家，必须培养人材，而要培养出有用人材，则须改造儒学，转变教育方针。庆历三年九月，在著名的“天章阁十奏议”中，他与富弼奏曰：
……三曰精贡举。臣谨案：《周礼》乡大夫之职，其废已久，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专以诗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捨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因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臣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 于 教授，务在兴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贾昌朝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9）
范仲淹和富弼认为，章句诗赋之学脱离社会实际，使儒生们“捨大方而趋小道”，于国家毫无补益，因而提议将教育和考试的内容转向讲求经旨的义理之学和注重实用的经济之学，以使国家能得实用之才。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欧阳修等奏言：“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覈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他们建议不但要振兴学校，而且要以以下三项原则来政革考试办法：“今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10）范仲淹等人改造儒学及其教育方法的一系列建议得到了仁宗的同意，由诏令可见改革后的考试内容明显侧重于开发学生的理论思维，学校教育则着重于培养学生经世之才的义理、经济之学，而皆减少了死记硬背、脱离社会实际的章句记诵及词赋之学。
发生在庆历年间的这场儒学革新运动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它与社会上对章句义疏之学的怀疑思潮相呼应，彻底转变了儒学的价值趋向。这对于宋代儒学、乃至整个巾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学术思想都有着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少数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毫无疑问，范仲淹和欧阳修是庆历年间儒学革新运功中的领袖人物。
以忠亮谠直，一生为民谋利著称于世的范仲淹（989一1052年），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多才多艺，道德文章俱佳，事功亦甚显著。他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即已指出：“昔曹参守萧何之规，以天下久乱，与人息肩而不敢有为者，权也；今天下太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明确提出要以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作为指导现行政治的理论。他又进一步提出变革政治的主张：“傥不思变共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他把当时的政治腐败，归咎于吏治的不整，而吏冶不整的原因则在于士大夫弃儒学而尚文辞：“今士材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唯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既于入官，鲜于致化，……责其能政，百有一焉。”至于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须在选拨官员时要重视“明经”和“策论”，而根本的解决办法则是大兴学校教育，以彻底改善和提高预备官员的素质，故学校教育应以儒家经典和孔门四科作为最主要的内容：“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11）。这些主张，再加上“固邦本、厚民力、重各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内容，就成为他十几年以后《答手诏条陈》的张本，“庆历新政”并未超出这些范围。范仲淹不仅竭力提倡儒学，而且亲身致力于儒家经学研究实践，成就斐然，《宋史》本传称其“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他虽无专门的学术著作，但在今存的《范文正公集》所收《说春秋序》、《易义》、《四德说》等中仍可略见其儒学思想之一斑。范仲淹对汉唐以来的笺注疏义之学甚为不满，孙复在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致范氏长信中说：“复不佞，游执事之墙藩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12）所以，范仲淹大胆藐视早已升格为“经”的《春秋》“三《传》”：“圣人之为《春秋》也，因东鲁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贬大举，赏罚尽在，谨圣帝明皇之法，峻乱臣贼子之防，其间华衮贻荣，萧斧未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无补于前，《公》、《谷》盖有失于后，虽丘明之作颇多冰释，而素王之言，尚或天远。”（13）范仲淹对《易》学研究最为用力，从《易义》可见其治《易》的路数，如其解《乾》卦曰：
《乾》上《坤》下，内外中正，圣人之德，位乎天之时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有时舍之义，故曰“见龙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见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圣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时乘之义，故曰“飞龙在天”。位正于上，故曰“利见大人”。乃位乎天德，于是乎位矣。或者泥于六位之序，止以五为君。曾不思始画八卦，三阳为“乾”，君之象也，岂俟于四乎？“震”为长子，岂重其卦而始见长子乎？ 明夫乾 君之象，既重其卦，则有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余爻则从其进退安危之会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成之也。如卦言六龙，而九三不言 龙而言 君子，盖龙无乘刚之义，则以君子言之，随义而发，非必执六龙之象也。故曰“《易》无体。”而圣人之言岂凝滞于斯乎！（14）
如果说范仲淹的《春秋》学主要吻合着庆历前后学术界否定传注疏义乃至怀疑经典的风尚，那末，将他的《易》学与唐代《周易正义》相比较则呈露出两大明显特点：一是其治《易》不重注疏，而强调“随义而发”；二是完全摒弃汉儒惯用的所谓“爻辰”、“纳甲”等象数学的方法，而特别注重对《易》理的发挥，并且，其所阐发的《易》理又以儒家思想为主，从而又使其《易》学与王弼以玄学义理诠释《周易》的学术思想区别了开来。由此看来，范仲淹的儒学思想已具有宋学特色，或者毋宁说，他实乃宋学的先驱者。进而论之，范仲淹更对宋代及其后儒家理想人格的建塑有着深刻影响。他自己就是一位人格高尚的真正儒者，据两宋之际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夫，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大小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寿。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有也。”
“上医医国，其以疾人”（15）本是先秦士人就已有的理想；“相”和“医”工作虽不同，均以为民造福为人生目的。范仲淹承继这传统，把不为“良相”即做“良医”作为自己一生的愿望。踏上仕途后，他始终为天下国家、黎民百姓操劳，在经历了几十年宦海沉浮、屡遭挫折后，仍然矢志不移，及至暮年犹写下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说：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也忧、退也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儒家素来讲求追慕理想人格。《论语》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6）“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7）孟子曰：“居天下之
广居，立天不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8）“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9）真正的儒者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