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中最著名的两家。《韩非子•显学》有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兼爱非攻、尚同尚贤、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命、非乐等十论。其学说在先秦时期不仅是可与儒家相比的显学，而且在先秦学术演进过程中具有过渡性质，也对其他学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在随后的一千多年淹没在了儒家的世界里。直到近代，墨学才渐渐复兴。其实直至今天墨学的某些思想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建设多元新文化、新道德的有益资源，仍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墨子思想，墨学的沉默，复兴。
对于墨学的命运研究，前人之述备矣，我的理解只是冰山一角。由于儒墨两家发展的不同，人们普遍关注墨学为何没有像儒学一样发展起来，对于墨学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不管是哲学专家还是研究博士论文，都有涉及。对于墨学命运的哲学思考，更是各抒己见，各有各的看法，很多专家学者对此都有深入研究，有很独到的见解。而本文只是浅谈墨学的发展。首先对墨家思想的概述与分析，然后从其思想为切入点谈论墨学为何归于沉寂，又为何在近代复兴，最后浅谈墨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墨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华名族的文明史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其思想具有极重要的时代价值。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科学思想更是前无古人，他的军事技术更是高于其他诸子，他对世界、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墨子的著作《墨子》如今只有五十三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的有《尚贤》、《兼爱》、《非攻》、《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命》、《非乐》等。
（一）、墨学的十大主要思想
兼爱：“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何谓“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一种不分国界、家别、人我的普遍的爱，是没有亲疏远近的爱。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就是“别”，“别”是天下祸乱的根源，所以墨子提出“兼以易别”，用无差等的“兼爱”去代替有差等的“别爱”。墨子实际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的血缘宗法意识。儒家讲究亲亲、尊尊，严守君臣父子、长幼男女秩序的爱，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等级地位的高低贵贱决定着爱的深厚浅薄。墨子坚决反对这种有差等的爱，他指出，从差等之爱出发，必将陷入极端利己主义，招至杀身之祸。因此应该“兼以易别”，用兼爱代替差等之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墨子主张要视人如己，大力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对朋友要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为人犹如为己，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兼爱”说固然动人，但究竟是否可行呢?人们应该如何“兼爱”呢?对这个问题，墨子做出了功利主义的回答。墨子讲“兼爱”，经常是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相爱相利”，等等。在墨子看来，“爱利不相为内外”(《墨子•经说下》)，“兼爱”之所以正确可行，正因为“兼爱”能兴天下之利：“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日：‘非然也。’必日：‘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日：‘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日：‘兼是也。”’(《墨子•兼爱下》)
非攻：墨子也并非完全反对战争，非攻思想是从兼爱思想所引申出来的，正是墨子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所以极其反对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即否定非正义战争（“攻”），肯定正义战争（“诛”）。周朝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弥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就这一点讲，是有积极意义的。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兼爱”和“非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攻战”是“不相爱”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强烈的表现。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以“兼爱”为根据，提出了一个“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做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老夺者也”。（《天志下》）这“七不”准则可视为历史上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准则，表明了墨子伸张人间正义，保障人类权益，主持社会公道，推进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其中的思想内容深受墨子主张的影响。
尚同与尚贤：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没有思想的统一，便不能有行动的一致。墨子主张“一同天下之义”，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墨子认为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只要为政者对人民“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举措适宜，就一定能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实现民富国治。这就为“大一统”的帝国的出现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尚贤即不分贵贱唯才是举。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尚贤”就是选用人才尚贤，不论血缘与背景一律提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并且给予相应的报酬,小至企业大至国家这都是一个发展的重要因素。墨子甚至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民主选举，以天下百姓选出圣人当国君，选出贤人担任三公辅助圣人治理国家。现今社会重人际关系，导致很多想办事的人没权力，有权力的人不办事，他这样明确地提出平民有平等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利，在我国历史上还属首次。这无疑颠覆了贵族血统论，来反对世袭的贵族政治，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尚贤者，政之本”。
天志明鬼：天志即天的意志。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喜欢义，憎恶不义；天是爱利天下百姓的。也希望为政者顺应天意，爱利天下之百姓。也希望人们相互帮助、相互教导，反对人们相互攻击、相互敌视。可见，所谓天志实即是子墨子之志。“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子代天行政，天子爱利百姓，就是顺从天意，也就是以天的意志而行事。明鬼即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墨子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这与儒学也有一些冲突。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借鬼神威吓统治者，就是“明鬼”。
节用节葬：节用，是指天子节约民力以扩大生产，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享乐生活。物件只求实用不求华丽，吃饭只求吃饱和达到营养目的就够，不必吃得高档。街上许多辛勤的拾荒者要吃顿好饭都多么不容易，而一些人却能一餐吃上万块，饭茶非要吃剩一大半才叫有面子，才叫派头，买衣服一定要买最时尚的最流行的最名牌的。要是他们节省下来的钱能顺应天的意志去帮助有困难的人那多有意义啊。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墨子是春秋时代的平民思想家，主张节葬薄葬。即节约财物，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不堪，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他认为，厚葬有弊无利，害莫大焉。一方面指斥当时为人君者厚葬久丧不利于天下国家，一方面说明厚葬久丧并非先王的体制。墨子认为凡是仁义、孝子之人都应该尽心尽力使天下人贫穷的富有，寡少的众多，危险的安定，混乱的治理，因此四者是天下国家的大利。“厚养薄葬”，才是真正的孝道。于是墨子就其提出的厚葬久丧之害与丧葬之法。
非乐：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非命：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儒家的“命定论”，认为 “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主张人应该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二）、墨学的“低谷”
墨学在辉煌一时后便归于沉寂了，在先秦时的显学就这样在汉代以后中绝了。而与其平分秋色的儒家却繁荣发展，成为封建时代的正统之学。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其思想不适应封建统治。首先在代，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利天下”为落脚点，以无差等的爱为表现的“兼爱”说是墨子站在下层劳动者的立场上，针对“强必执弱，富必侮贫”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表达了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和小生产劳动者对人格平等的要求和关于人际关系的淳朴愿望，否定了血缘宗法意识，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这种普遍的爱带有空想色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缺乏现实基础，对等互利并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而被大家共同遵循，这也是“兼爱”说最终式微，被儒家“亲亲一仁民一爱物”的差等之爱淹没的原因之一。而且，墨子的学说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总的来看，墨子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为了推行自己的理论，他又提出了尊天事鬼的观点；他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反对墨守成规，但是又提出“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的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自苦利人，精神崇高，但带有若干空想成份，难于为多数人接受；他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却又有着专制主义倾向。这些都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不利于墨家的发展。还有就是墨家的组织，一种游侠之风，不利于农业文明的社会，也破坏农业社会的一些结构，受到统治者的反感、反对。其兼爱思想也有打破家族本位之嫌，是不适应秦汉以后农业文明的中国。其组织内部的苦行主义实行起来也是有难度的，不受百姓欢迎。此外，墨侠后来支持了秦国由拥秦之嫌，使得后世知识分子比较讨厌他。另外，墨家在墨子之后缺乏像庄子、孟子、荀子之类的大师级人物，其发展受到限制。
（三）、墨学在近代的复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子学说到了清朝中后期开始复兴，到了近代又逐渐受到推崇，比如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指出“故事最爱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说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蔡和森也说“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理论近似，只是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鲁迅也在《故事新编》里直接赞颂过墨子的言行。20世纪上半叶，当时社会上最具影响的政治精英和文化巨擘，在对墨子的兴趣与地位评价上，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与鲁迅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外、新旧思想的相互碰撞之际，这些精英人物的心中，老子与佛陀，孔子与基督，墨子与马克思恐怕没有太大的差别吧。就当是的情景而言，以孔孟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霎时间变成了以墨为尊的局面。在随后的时间里，墨学又取得了重要的影响力，不管事在理论上还是时间中都得到了运用。墨学真正的走向了复兴。
参考文献：《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墨子学院》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秦榆 编著
《墨学新悟---一个墨学后进眼中的世界》华文出版社2012年，杨喜平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