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背景
在胡适早期的学术活动中，墨学研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研究墨家逻辑学，在其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又把上述墨学研究扩展深化。他有关墨学的论著或文章还有《〈墨子·小取篇〉新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论墨学》、《墨家哲学》等。
宣扬“全盘西化”的胡适为和在其早年的学术生涯中如此垂青于墨学呢？
胡适在赴美留学之前，即受梁启超影响对墨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中说：“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1]然而，这并非主要原因，充其量只是一个诱因。
众所周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即大力提倡“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不过，胡适的“整理国故”不同于乾嘉学人“为学术而学术”的古籍整理，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目的，即希望借此而达到“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在《口述自传》中说：
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四重目的：
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
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的学理；
三、整理国故；（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地整理）
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2]
胡适的“再造文明”是要创建一个新文化系统。当然，这个新文化系统既不能专靠输入外部文化，也不能只是古代文化的复活，而应该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3]不过，作为新文化人的胡适，与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一样，有着强烈的非儒情绪，认为“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哲学学派的恢复。”[4]因此，在先秦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学理所当然地引起胡适的兴趣。借助于墨学，既可以挣脱儒学的枷锁，又能从其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土壤”。[5]此其一。
其二，胡适是中国近代最注重方法的学者之一，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方法”二字。他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其中原因固然不少，但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哲学方法”。他说：“在近代中国哲学的这两个伟大时期中（按：指宋、明），都没有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足以说明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6]与有些新文化人彻底的反传统、着力宣传介绍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不同，胡适认为如果“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7]。因此，胡适的重心不在介绍西方某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那些“表层文化”，而是在寻找中西文化的某种契合，即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的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8]。胡适看中的是哪些具有决定作用的哲学方法。唯其如此，新文化系统才有根基，中国科学才能昌明。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关注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的。思想敏锐的胡适注意到墨学中有经验主义的传统，富含许多知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内容，而且与西方近代实用主义的逻辑方法有许多契合之处，特别适合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哲学方法。胡适正是看中了这些，才着力于发掘墨学中的营养并作近代阐释。
研究述要
胡适的墨学研究是从墨子其人其书的考订开始的。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9]关于墨子生平，毕沅、汪中、孙诒让等人均有考证，胡适不同意孙诒让的观点，认为孙诒让的错误有二：其一，孙氏所据的《亲士》、《鲁问》、《非乐上》三篇文章都靠不住，可能是后来人编辑的，或者包含了明显的篡改。其二，墨子决不曾见吴起之死。因为《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吴起死的那一年（公元前381年）墨家巨子孟胜及弟子替阳城君守城，孟胜死前派弟子把“巨子”之位传给田襄子，以免墨家断绝。据此，吴起死时墨学已成为一种宗教，墨子已死多年。他认为，汪中据《墨子》中《耕柱》、《鲁问》、《贵义》、《非攻》中下、《公输》及《礼记·檀弓》下来考订墨子生平很可靠。因此，他断定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00－490年，死于公元前425－416年。胡适从史料的辨伪入手，然后运用可信的史料，并运用不同的史料加以对照，以得出结论，是把传统的考据学和西方实证方法结合起来，比孙诒让在方法上前进了一步。其后的钱穆、侯外庐对墨子生平的考证均与胡适的接近。
要对墨学进行系统研究，必须对基本材料《墨子》一书进行考订。胡适大胆运用近代社会科学方法，从《墨子》一书的思想倾向、语言特色等方面入手，精考细梳，条分缕析，将其分为五组：
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以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做的。……
第四组，《耕柱》，《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许多材料比第二组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研究墨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的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10]
显然，胡适与此前的墨学研究者不同，他把整理史料作为切入点，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上。这事实上是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学说。胡适是较早自觉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论的人，其后的冯友兰等人把这种方法论进一步推进完善。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是第一个对《墨子》一书进行系统分类的人，为其后的研究者所效仿。从这五组分类上可以看出，胡适把《墨子》一书看成先秦墨家思想逻辑演进的轨迹。不过，胡适认为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墨经》）里面”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墨经》中的有些记载反映了墨家后学与惠施、公孙龙相辩驳。
在近代研治墨学的学者中，胡适是第一个运用系统的方法，发展的观点把墨家分为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使其“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即胡适所说的“明变”、“求因”。[11]胡适称前期墨家为“宗教的墨学”，主要依据第二组和第四组史料来研究，并从哲学方法和具体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来进行诠释。显然，前者是胡适研究的重心所在。
胡适把前期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应用主义”，或者叫做“实利主义”。他说：“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