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的一次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孔子的历史事件等，感慨而写。
古今中外关于孔子的研究浩如烟海，今天的我们再来研究孔子似乎显得没有必要，可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孔子？我们究竟还要怎样去看孔子？
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研究，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在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心中的孔子都是不同的。
历史是无法被穷尽的，历史取决于当代人的当下认识水平。反过来说，已经成为历史的一切，都必然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我们今天对于孔子的研究注定会与古今中外的人们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方面往往正是体现出孔子研究的时代性与进步性，这是今天的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孔子的理由；我们对于孔子的研究注定也会变成孔子研究史的一部分，我们所研究的内容注定也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这是后世的人们还会继续研究孔子的原因。
时代的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寻找蕴藏在历史之中的答案，从而为我们今天的行为找到可以解释的理由。也许，这才是我们从事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真正目的。
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孔子呢？
一、从孔子学说本身看孔子
历史上有着太多的关于孔子的盲人摸象式片面认识。褒贬爱恨者都各自能够找到他们如何认识孔子的理由。其实，孔子如何成为孔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孔子对于世界的独特看法，正是这些看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因而，我们只有从他的学说本身来研究孔子才能找到一条正确认识孔子的方法。这些方法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论证孔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论证孔子行为之存在的真实性。
论证一个人是孔子本身。
通俗地说，上述三个方面分别代表着：孔子如何是一个具体而真实的人；孔子所做的如何是具体而真实的行为；历史上关于孔子的一切如何能够最终回到孔子这个人本身并与孔子相对应。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我们研究孔子的着眼点在于孔子这个人以及他的学说。
孔子活着时是那么困顿，并没有多高的个人荣誉，他并不知道后世的人会把他抬到那样高的位置上。所谓的“圣人”，不过是皇权政治文化所塑造出来的顶级精神贵族而已。孔子更像是乱世中的和平使者、文化英雄。令人称奇的是，他为救“民”于水火（他所救的“民”当然不是全民化意义上的人民）之中，自己却如“丧家之犬”。也许，同时代的也会有一些人和他一样曾经努力过，但最终都以放弃或失败而告终，只有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坚守着，从而载入了史册。
孔子的学说，似乎只是些片言只语式的议论而已。周代初年关于“以德配天”的说法更像是“政论”，而孔子学说则是“礼乐文明”的系统化与理论化，代表着一种治国理念与行为标准。他探索世界的变化，对造成“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异常敏感，并且从世界的剧烈变化中寻找到了适合中国人的复古逻辑。孔子学说与后世被皇权政治所利用的儒学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后世儒学的宗教化及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将爱恨强加在孔子身上。
孔子学说如果仅仅是学说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甚至没有过多地进行讨论的必要。问题在于孔子学说的政治化——政治化的孔子学说逐渐上升为中国文化制度的核心内容，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于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什么学问啊，教育啊，人的价值实现模式啊，都不得不与政治搅和在一起，儒学也因此失去了一门学说自身存在的独立性。
今天，我们在讨论孔子学说中遇到的困难正在于：孔子学说究竟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是教育的，还是政治的？
二、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史的角度看孔子
孔子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关系。孔子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响，并不完全依靠其学说本身，在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强权政治来实现的。
如果说孔子是“圣人”，管仲、墨子同样也可以称为“圣人”，只不过，“圣人”的称谓来源于有特定话语权的人，而本应在人民心目中留下位置的管仲、墨子却由于同样的原因被“淘汰”出局。“圣人”的标准原来只是来自于特定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更是同广大的“女子”与“小人”无关。
孔子是一位关于“仁”的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关于仁君、仁政的乌托邦式梦想，让人民失去了与帝王分享权力的精神动力。在漫长的2000多年皇权时代，中国的仁君可谓少之又少，甚至于到了几乎没有的程度。那么，他幻想中的仁君、仁政是如何不可能的呢？因为贵族的“仁”，君子的“仁”，帝王的“仁”，都必须在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之后，“仁政”才有可能，而权贵通常都是利欲熏心之徒，他们的欲望从没有满足的时候。
中国政治从根本的方面来说，是如何控制权贵无休止的贪欲问题，因为只是他们无休止的贪欲才导致了社会供给的紧张。他们在物欲上的满足，总是通过对人民的压榨来实现的。如何压榨人民，就成为后世儒家、法家共同的目标。儒家的教条，法家的法条，其实都是架在人民头上的钢刀。
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在他的那个时代对于世俗化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却把教育硬生生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使教育政治化——教育成了中国政治的附庸。“学而优则仕”。皇权主导下的教育成就了很多人实现荣华富贵的物欲梦想，但结果却害了中国文化。面向官场而教育出来的人才，再也没有了思想的自由，从而断送了中国知识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如孔子腐尸般的文人形象，这是中国式教育悲剧的根源。于此说来，孔子之罪不能不说最大！
孔子思想的政治化，是皇权政治所需要的。但孔子如果生活在皇权时代，以他那种执着到了偏执狂的程度，他同样有可能不受皇权专制主义者欢迎，甚至会因为过度地宣传自己的学说而丢掉脑袋。
孔子的人生历程，可视为中国式文人的不幸。孔子那么有“才”，而且他又那么善于“推销”他的才学，生前的知名度又是那么的高，为什么在世时却无贤君去用呢？
活着的孔子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失败者。他仿佛是为了历史活着的，他只能属于历史。从他的学说本身来说，似乎只能治于“治世”，而不能治于“乱世”。也就是说，不能真正地救民于水火之中。他有明确的目标，但却不能将乱世中的人们引向他理想中的光明的方向。显然，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明显的缺陷。他强烈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只能使乱世中的中国更加混乱。他所维护的等级制度如正名思想等，无疑强化了宗法文明的排他性，每当人们意识到“正名”这一点，即使一起上战场的弟兄之间也有可能反目成仇，哪怕血流成河也要分出高下。争夺天下的人只有在那最后的唯一，也是最高的唯一——皇权出现时，乱世才算基本上走到了它阶段性的尽头。然而，好景不长，过不了多久，一切又会卷土重来。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不如说《论语》只能在一半的时间里才是有用的。如果将孔子学说当作一种宗教来与世界上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相比，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儒教不是一以贯之的全天候的宗教，而似乎只是半个宗教而已。
三、从人类文化发生发展史的高度看孔子
人类探索文化发展路径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倘使孔子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孔子未必能够完成其独特的学说。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孔子是一位成功的官员，也许他只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晏婴而已；如果孔子只是个有学问的教育家，没有周游列国，没有广泛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那种执着的文化传播精神，也未必有以后发达之儒学。
作为世代尊崇的“至圣先师”，对孔子“他老人家”的每一个字似乎都不可以轻易说出来。孔子学说中的每一个字都融入到了我们的生命中，决不是轻易说出的任何一个文字能够改变得了什么。孔子学说中的每一个字已经与我们的信仰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而信仰总是不可以随便去说的。
然而，地球是圆的，处于地球不同区域的人类各民族最终走到了一起。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尤其在中华民族挨打了一百多年之后，我们不得不回望一眼我们民族过去所走过的路。
文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如果是一种明显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文化代表者，我们能不能挣脱其历史局限性的束缚？
中国人所遭受到的岂止是这点疼痛？与其说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建设的民族，不如说是一个更善于破坏的民族。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中遭受战争创伤和不幸命运最为深重的民族。
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把孔子的学说再细细地分析一遍，从中认识它的本质，然后再多看一眼我们民族眼前所要走的道路。
从这一点上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说的。
世界上并不存在神，也不存在所谓的“圣人”，那些被视为“圣人”之言的语录，其实只是一种迎合时代的思潮，思潮与历史的趋势合而为一，并且在某些合适的历史阶段（所谓的“治世”）代言了历史，从而成为文化史的代言人。研究文化发生发展史，就是要回归历史本身的“真”，就是要寻找到穿越历史尘埃的逻辑内核。
把“圣人”还原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孔子。反过来说就是，研究“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过程。
用今天的视角讨论古人遇到的问题，似有不妥。但研究思想史的目的，恰恰在于找出新的问题。维护他们应有的思想价值，但更要挖掘出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人性橱窗”。在世界文化史诗般的冲突中，找到中华文化基因所存在的缺陷，从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加以修复，重新在世界文化中找到中华文化的位置，这才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认识我们脚下的“国学”之路，必须从认识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开始。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中华民族文化发生发展史的角度，从世界文化发生发展史的高度重新审视孔子，从而得到一个关于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孔子的全面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