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为philosophy，其原型来自希腊；要建构当代中国的哲学，中国文化的渊源当然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追求，尤其在现代，更是人类对话的理性平台。这里中西古今必定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今天中国哲学的独特处境。我们要注意的是，伴随着国人追求现代世界的过程，哲学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进入中国是在西方的路径上展开的。这就形成了西学与现代性一体两面的格局。当我们以接受普遍性原理的方式面对哲学时，背后不免夹杂着西方的内涵；于是我们进入某种困境，或者是接受现代性的格局，以高昂的姿态压制了自身传统的生活世界；或是抵御西学，以一种保守的姿态拒现代世界千里之外；西学与现代性，这一分属文化空间和历史时间的概念高度重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面对现代世界左右为难的态势。因此，哲学在中国的展开，亦难免有不少弯路，或是视哲学为普遍科学，漠视其中的文明意涵，以一种普遍科学的心态加入了西学的游戏，中国的生存经验被置之不理；或是以某种中国思想的“素材”或“特殊性”来印证“普遍的哲学原理”，胡适以降的中国哲学史概莫能外。无论哪一种进路，背后都以某种自我矮化的方式来“做”中国的哲学。前者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为甚，后者则形成了一种基本的“中国哲学”论述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源自中国文明智慧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往往被遮蔽了，中国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得不到声张。
近代以来国人始终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双重”世界之中。在公共的生活世界，采取了来自西方的术语以刻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当下”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依然是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传统和存在经验在这套“现代”话语系统中全面失语，以一种隐然的方式潜存于其间。是时候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处的双重世界了，与其在双重世界中不自觉地扭曲自己，不如真正勇敢地面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其一是现代性世界，这是我们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忽视此一历史处境，是难以在现代世界立足的，也是难以真正面向未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在努力融入这个体系，这种追求弥足珍贵。其二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其文明基因有着深切的关联，亦有其深远的合理性。一个文明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乃是因为对其自身的弱点有切实的认识，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出克服其弱点的文化，“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即是一例，这是文化的自我平衡。在现代历史上，幻想着通过人为的方式脱胎换骨被证明是无比幼稚的，不可能取得成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现代历程尤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历史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仍需在哲学上做出清晰的反思和梳理。
康德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在现代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那就是“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不知其所以然的国人常常鹦鹉学舌，也要限制知识来学习信仰。其实，康德的伟大在于在启蒙时代他已然深切地看到科学的理性绝不是生活的全部，也难以涵盖现代生活。就生活世界而言，理性和科学效力的范围是有限的。于是他要界定知识的范围，同时为西方人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留出空间。对于中国人来说，前半句可与康德共享，为知识划出界限；后半句则应该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为传统留出空间”。为传统留出空间，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生存经验。我们需要有让这些传统的生存经验从冰山之下重新浮出水面的空间，这样才能使潜存于生活世界的传统经验，再度进入理论视野。
深入了解两种文明传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融合其中要点打造中国人的现代文明更是一项艰巨任务。现代与中国传统的融合是现代中国人的天命，更是现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责任，任何一种偏离双重视野的做法都会被历史打回原形。彻底的西化派和彻底的保守派，尽管在历史上被无情地抛弃，但以其简单化的立场和情绪化的召唤而极易获得巨大市场，从而死灰复燃。今天的哲学必须摒弃这种简单的宗派主义，勇敢地面对其中的艰巨。面对两种传统的重负，虽是现代中国人的负担，亦是中国人较之西方人的精神财富所在。西方人经由自己的传统进入现代，而中国人不仅要懂得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还必须懂得自己的传统，才能真正应对当下的挑战，同时赢得未来。
这就涉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使命。其一就是要应对现代性的要求。由于现代性原发性地生成于西方，因此尽管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种种问题与危机，但它依然可以依靠西方的传统文化，诸如救赎宗教的传统来加以平衡和补救。但在非西方地区如何生发出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巨大挑战。现代性的到来有其不可避免的趋势，问题是如何将其祸害降低到最低限度；西方的近代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充分运用自身传统来加以应对和补救现代性的历史，他们各有自己的选择。中国人也应该以自己的文明传统来因应现代性的挑战；这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双体”世界，一种双重视野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的反思责无旁贷。
当代中国哲学还有另一更为重要的使命。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也在努力把现代性的理念嫁接到中国传统之上，比如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坎陷”出民主与科学。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和民主源自西方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宽阔的胸怀，纳人类文明的成果为己所用。当代世界的变化表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代性自身日益突出的挑战。从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中，我们以什么来补救现代性的困境，乃至超越现代性。当年德国的知识分子曾纠缠于德国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德国低于时代发展的水平，但很快德国哲学家就以人类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了。今天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境地，人类需要怎样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世界隐隐地期待着中国人的解答。
今天哲学的任务无疑是双重的，既要因应现代性的当下挑战，又要有超越现代性的气度，开发出新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哲学对于我们提出的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是前无古人的。当今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和双重使命在本质上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比较哲学”。这当然不是流俗意义上的“比较哲学”，那种外在的、生硬的、机械的比较。当代中国的处境决定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必然内含着一种比较和对话的视域。当代中国要厘清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其视野都必定是中西交互的，或是现代与传统的交融。当代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视界融合”，这是生活世界的交融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着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当我们面对世界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当我们正视自己而不扭曲传统时，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必将是一种让两种文明的根本价值置于“面对面”境地的工作，当代中国哲学也必将迎来它的新形态。但是这一工作的学术要求毫无疑问是巨大的，需要古今中外的学术积累，不是立竿见影能见效的。如果思想资源积累不足，在学术方法上训练不够，往往会形成很多东拉西扯和牵强附会的东西，这亦是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需要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