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和，有将其从现实的为人处世上言“以和为贵”之外，可以说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哲学并非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谈论它的，待人接物之前提也是要有物可接才可以，于是这就牵涉到一个物的生成问题，即是物事从何处来和物是怎样而来的问题？这也是哲学的一个必然职责，即是对于前提的追问，不仅要知其是，还要知其所是。前提的追问看似在怀疑事物存在根由的合理性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反面证明出此存在前提的必然性与其合理性。这是一个破和立的互为其根的一种辩证关系，破中有立，不破不立，这也是哲学前提追问的一个任务，建立一个可靠而合理的基础。而“和”的起初含义便有这种意味这当中，说明物之来处与如何来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在讨论事物的各种特性及事物间的各种关系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讨论的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此展开讨论才是有意义的。那么物之生是如何的呢？在传统中国哲学中有一个生成模式，即是“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这样一个结构，但不管是说太极还是说阴阳，其实都是说“气”，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气之聚则为物，散则归太虚”，物是由气的聚合而成，聚合即是为和合之意，这便是承袭《国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来，“和”是指和有异者，即是不同的存在，若无此不同，则会出现“同则不继”的情况，不继则是无后续，无后续则是无所生方才无后，即是说若无有异，则无所“和”，无所和则无所生，无所生则无所继。简单的理解便可将和理解为和合阴阳二者，“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在中国哲学一贯的认知当中，是“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的，甚至更可以说天地间除了阴阳更无物，“一阴一阳范围天地之化”，则是一种整体上的说法，一阴一阳是从根本上说，是成万物的根源。另外，一阴一阳也是一种模式，即为有对的存在，天地间的存在无不是以两两相对的形式存在，有正就有反、有左必有右、有上便有下、有轻就有重、有长久有短、有曲就有伸、有生便有灭等等，无一不是以有对的形式而得以存在。
既然现实世界都是以两两相对的形式而存在，并不存在只有上没有下的东西，也没有只生而不灭的存在，这也是儒家与佛道两家的一个区别之所在，道家讲“长生久视之道”，是为从“生”上看，执生为有；而佛家认为天地乾坤万物都是要毁灭的，一切有形的存在都将会灭亡，都是为无，并且认为现实生活是“苦”的，所以更加重视的是“死”，即“灭”，于是则认为“世界乾坤为幻妄”。这两种看法，在儒家来看，都是偏，都是执于一边了，未曾能行“中道”，他们都看到了一边，但也只看到了一边，于是才是偏，不全。而儒家虽从开始时有“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看上去儒家于起源之时也是只关注于一边的，只讨论现实能目见耳闻的存在一般，不谈关于鬼神的存在，其实不然，主要不是不谈，而是怕说了却不被理解，反而徒增烦恼和混乱，于是在特定的时代就谈主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儒学创始阶段，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于生存的问题，则是一个人最为根本的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哪个时代，这一根本问题都没能很好的得以解决，于是去妄谈鬼神，便是一种不务正业。虽然我们于那看似玄妙之存在谈之很少，但却不影响我们于各种行事中去行中道，能“从心所欲不踰矩”也只是能更好地做到“叩其两端而竭焉”，两端者即是从有对而言，明白无所不存在于两端之中，只需要于能真正的做到叩两端而竭，那么从哪个方向入手就不在是重要的问题了。虽然说在现实中无无对的存在，但在理想和逻辑中这种“无对”，即“至一”的存在却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我们行事的目标和欲达到的理想，
为何会如此说，就拿现实中的“善与恶”的中道而言，若是不存在哪个至一的“至善”存在，不管我们将如何做，都是有夹杂着恶在其中的，这便不是真正的“中道”，而取中也并非是一种如数轴上两端，一端是善，一端是恶，取中便是取这条以善恶为两端的线段的中点，若只是这样，中庸之道将不可能被时代中国人奉为行事的准则之一，因如此，则不管这个点取得在精确也终究是有善有恶的，不可能做到至善。至善者当是从无善而言的，只有无善，才能无所不善，所以这种取中，是一种超越于善恶两端的取中，是一种从逻辑上而言的取中，并非是从现实当中去论说的，只有从善恶想混的现实中超越出来才能理解和触摸到哪无善无恶的至善的存在，这个至善就是至一，是不存两端的，而叩两端而竭的最终目标便是达到这种至一的状态，而不是那种夹杂着两端而相混的存在。但也不是脱离了这两端的存在，虽是超越的，但却是于这两端之中实现的超越，否则，最后的这个超越将于是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关联，如此，就不在有任何意义，那么这种所谓的超越也就没有了意义，于是可知，这种中道于两端而言是既行乎两端之中，而又超乎两端之外的。这种叩两端而竭的理路可以说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和实生物”当中的“和”是和相异的存在而来，可见，和的思想与精神是贯穿在我们很多思想和行动当中的，在不断指导和影响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