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同至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国语》记述史伯之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质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对和的意义的解释最为明确。不同的事物互相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叫做“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这是“同”，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亦曰可，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字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瑟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于文化的发展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老子亦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十五章中说：“知和曰常，知常曰命。”这就肯定了“和”的重要。但是老子冲淡了“和”与“同”的区别，既重视“和”，也肯定“同”。《老子》五十六章中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和光同尘”之教把西周以来的和同之辨消除了。墨子反对儒家，不承认和同之辨，而提出“尚同”之说。墨子有许多进步思想，但是尚同之说确是比和同之辨后退了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