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年，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特务盯梢，叛徒告密，反动文人围攻的险恶处境，不怕压、不怕抓、不怕杀，始终坚信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一定胜利。当托派匪徒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时，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那时，鲁迅身患重病，仍然坚持战斗。他认为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鲁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到逝世前的一天还在执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著名论文，就是他在病床上化了整整四天时间写成的。他在《黄花节的杂感》中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⑥正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决定了鲁迅在晚年越战斗越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