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作于钱穆先生自大陆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钱先生的文化意识和悲情比著《国史大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而悲概似乎也更深澈。正如先生所言，《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之书，而历代诸儒有注释不绝，却缺少一部适应时代之需的“人人可读之注”。故有《论语新解》之作，“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因此折中诸家诸疏，而贵在会通，不求勤搜博辩但求有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从《新解》之所由作，我们大概可以体察钱先生的一种深刻良苦的用心：如何在文化倾颓之际重植文化之根苗？如何在价值荒芜之处重启价值根源？今天，这样的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似乎更变本加厉，因此，正如有论者所云，重读《论语》则不仅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有益，更可以如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所期待的那样，从我们自身传统的根源处来思考人类和未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