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荀况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的观点，并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王制》）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易经》中兑卦第二爻爻辞为“和兑，吉”；《易传》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思想。到《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进而由“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倡导一种“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整个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辩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
甚至明清时对“和”字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共和”的古典义是指“相与和而共政事”，其现代义是指政治民主），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这种传统“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渗入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矛盾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并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行事。
传统“和”思维由来已久，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自足自适的农业经济和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正是这种深厚的小农意识和宗法观念也促成了“和”思维的确立。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形成了稳定保守、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不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吗？封建的政治经济巩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地位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和ersonName>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以家族为核心家国同构而展开了一系列日常伦理规范，这又为“和”思维的形成铺设了现实生活的温床。
从此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就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和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甚至在西方思潮盛行的现当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树立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