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认为人性本善，不过他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利欲。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流露出求富的思想。在《论语·子路》篇里，当孔子见到卫国人口庶众而不由啧啧赞叹时，为他赶车的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毫不犹豫地告诉冉有“富之”。他没有为人口庶众的卫国送上包装整齐的仁义礼智信等精神食粮，而是送上了利——“富之”。甚至他慰安自己的也不单纯是仁义礼智信等精神食粮，而包含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之类的物质食粮。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利欲要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这些是不是说明了孔子是利欲之徒，根本不信人性本善？其实在孔子眼里，利欲与性善并不矛盾，利欲不但不是恶的标识，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在某种境遇下，利欲还会突显善、成就善。就是说，适当的利恰恰体现了善。所以，孔子看到卫国人口庶众时首先想到的是“富之”，只有“富之”，解决了民众基本的生活问题才可能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富之”的目的正合乎善的尺度。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问》）也是这个意思。适当的利对集体和他人是一种善，对个人未尝不是一种善。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心所欲”体现了孔子对自我欲望的肯定和尊重，即对利的肯定和尊重；在肯定的同时，孔子又特别强调“不愈矩”，就是说，利欲要建立在法度允许的范围内，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达到“从心所欲，不愈矩”正是孔子的理想，这个理想自然是善的。再来分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句话，孔子的意思并不是要片面地追求个人的享乐，相反，他认为只有满足了利欲要求才合乎礼仪规范，否则便是违礼，而违礼自然是恶的。故渴望并力争得到适当的利正体现了孔子对善的追求和认同。那么，什么是适当的利？孔子认为与义相关联、相融契的利是适当的利。适当的利本质上就是善就是人的性。他在视善为利的意义上提出“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主张，把义和利牢牢地贯串到一起。即适当的利并不排斥仁义，而与仁义统一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欲看成五种美好的品德之一：“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美的实质就是善。既然适当的利是善，那么，不适当的利——贪便与善暌隔。贪是一种极度的利和欲望。孔子坚决反对贪即不适当的利，在他看来，追求贪即不适当利的人恰恰背离了本性，那些见小利而忘大事的人就是如此。君子为了更高的道义（更高的义实际就是更适当的利）完全可以放弃种种蝇头小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甚至为了最适当的利要舍弃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上面分析说明孔子的性善倾向与对利的肯定并不暌隔，而是相辅相成。
孔子对中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单就人性方面而言，孔子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且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性善倾向为后来的性善论开辟了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人性论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