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将儒者隐逸的原因归结为“无道”。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算“有道”呢？简单地说，“有道”之治就是君王法效古代圣王上以道示天，下以德化民，德政一体而施仁治。官员“在其位，谋其政”，治理百姓靠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使民时要“如承大祭”，爱惜民力，以民为本。百姓要忠君爱亲、宏仁行义、知礼懂法、诚实守信。君、臣、民各司其职而不相悖，人人道德存于心，仁义布于体，止恶行善、求荣弃耻、和睦相处，就会出现社会清明、国家安定、人民幸福的“有道之治”。当然，这样的社会只是人们心中的理想蓝图，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创造清明之治的关键所在是“君臣”，君臣是国家发展的谋划者和引导者，因此君臣组成的管理系统的清明与否是判断国家有道、无道的重要标准。在这一系统之中，君主又是核心，“一家要兴，在一家之主要仁善贤明，一国要兴，在一国之君要仁善贤明。主不贤明，单有贤明之臣，殚精竭虑，为君王之天下操劳，天下最终亦亡矣。”历史上出现的“盛世之治”主要在于君主的贤德开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皆是如此。因唐玄宗贤明练达、勤于治国而有“开元盛世”，又因他沉迷女色、荒废国政而有“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社稷衰微、百姓遭难，不是盛世成就明君，而是明君创造盛世，不是乱世产生昏君，而是昏君招致乱世，这在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礼宜乐和”的有道之治在“无义之战”频繁肆虐的春秋时期只能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尽管孔子说当天下无道时就退隐，但孔子面对鲁国君王昏愚、三桓擅权、国弱民穷的无道局面时，毅然出任了中都宰、大司寇、代国相等职务，试图执掌权柄引导君王、熏染百官、教化子民来实现上古圣贤“德治天下”的理想，但君王颓废，权臣挤压，政治仕途屡遭挫折，最后迫于无奈离开鲁国，流落异乡。周游列国，依然心怀治平抱负，寻觅慧眼识才的“明君”。但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却难以激发出心中治国安民的豪迈之情，只能哀叹“逝者如斯夫”的失望；躲避战乱的百姓群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圣人”风采，而是“丧家之犬”的破败形象；路途问津，他也坦然接受了隐者的嘲笑和讽刺。异国漂泊十几年，一路遭遇多艰险，理想抱负难实现，身心已老归家园。当一切的失败经历深深刺痛晚年的孔子时，他转向了整理古籍、教书育人，以期通过此举传承圣王先贤之思想经脉及个人理想。无论怎样，孔子始终没有放弃理想追求，甚至宁愿“乘桴浮于海”去布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曾赞扬过“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南容，并将兄长之女嫁与他，他称赞“邦有道”就出来做官“邦无道”就隐退的遽伯玉为君子，评价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是装出来的，但是此种情况下的“愚”是大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的，可见孔子对于无道时的躲避是赞成的。所以我认为孔子的“隐逸思想”无非是一种无奈的“变通之术”，其内心并不想隐退或做官不尽心尽力，只不过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制约使得自己不得不暂时躲避而已。在一个“无道”的政治局面中出来为政不但自身难保，更重要的是“道”也不可能实现。但是，这种“隐逸”既不是“降志”更不是“失志”，“柳下惠为士师，三黜。”“直道事人”而受到赞誉，儒家认为他是仁人君子，而当他“降志”时就是“辱其身”了，更何况“失志”呢？但孔子认为柳下惠和少连这种变通之术仍旧是“言中伦，行中虑”，也就是并没有违背根本的道义。孔子在评价了伯夷、叔齐“不降志，不辱身”、柳下惠“降志”以及虞仲“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三种不同类型的“隐士”后却说自己和他们都不一样，无可无不可。孔子所谓的无可无不可，按朱子注《孟子·公孙丑》篇的说法是“可以出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由此我们看出，无论是“出”还是“隐”，孔子都强调“存志”的恒久性，并且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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