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跟随导师学儒学，所以很自然的会将儒学的某些方面和佛教进行比较，我比较感兴趣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化实践；二是死亡观。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真的希望佛教里所说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往生极乐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难以相信。所以，从现实来看，我更希望众人不要把它当成宗教迷信，而是把它当做教化组织或是慈善机构，东晋时期的哲学家戴逵作《释疑论》就说佛教的“因果报应”并不是实际存在，而其旨在劝教。但是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庞大的、健全的、实力雄厚的公益组织，主要的原因却是人们对于因果报应、往生净土的深信不疑，这是一种怀着自私目的从事无私行为的奇怪的逻辑，也就是南朝时期僧人慧琳《黑白论》中说的“道在无欲，而以有欲要之。”这也许是宗教这种社会现象绵延不断的原因？如果站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来说的话，这似乎是佛教道德教化比儒教伦理教化高明的地方？儒家构建了一个庞大缜密的道德伦理体系，试图发挥这些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来实现“礼宜乐和”的理想，外部保证手段是礼法的处罚和舆论环境的监督。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除了特殊情况，并不赞成利用刑罚来压制百姓，《论语·为政》上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是伦理道德得以实施的保证监督手段又很容易滑向刑罚惩戒的范畴。佛教把一个无法验证的往生于极乐世界的理想作为生前行善积德无私付出的回报，即使人们面对现实中的“恶人无恶报、行善无善报”的残酷情景而失望时，也会因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使因果轮回的有形验证又变为无法验证。如果人们真的相信了因果报应的理论和往生极乐的承诺，佛教道德教化工作的开展就会容易得多，也一定会富有成效。

佛教虚构出一个美好飘渺的极乐净土世界，只要努力修行，行善积德，死后便可往生那个没有人间疾苦的极乐世界，而儒学在这一点上则很现实，它不用因果报应的方式来解释人间的生、老、病等现象，尤其是对众人恐惧的死，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安慰心灵的虚无世界，但它却以另外的两种方式来让人“不死”。一种方式是“千古留名”，儒家让活着的人修齐治平，建功立业，”死后刻碑立传、万古流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而至不朽。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垂教后代，“灵魂”于祠堂之中享祀后人香火，也可以将自己的训教作为家规、乡约等信条代代相传，这两种方式的 “不死”都意味着“个体”的完全消失，由此看来，似乎佛教在消除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方面要高明一些。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似乎佛教略胜一筹，然而我们忽视了比较的前提，凡是比较都必须设置同一个参照物结果才会合理，以上的比较只是站在佛教的角度上进行的。佛教追求的是外在超越，而儒学精神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人不断地修道进德就可以超越自我，修德的动力不在于外界的约束，而在于本身对道德的认同。佛教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将道德教化建立在以利诱人之上，即使大乘佛教讲渡人，也是将渡人作为渡己的功德积累，最终目的是渡己。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个人保养自己的善良心性，就是合乎天道，无论寿命长短，都要修养道德，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左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用精神上、道德上的不朽来实现自己价值。

儒家以现实主义精神来教化人们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深刻影响，将超越的力量由外在的“佛”而转为内在的“心”，将人生的升华归为内在超越，将求道成佛的修行过程融于生活之中，道俗归心，与中华文化重视现实的特点相契合，淡化了佛儒之间的区别，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佛教宗派。儒家教导人们努力修道进德而成人格完善的“圣人”，怀有建设“礼宜乐和”社会的理想。“人间佛教”也重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将人培养成人格圆满的“佛”，将大千世界建设成“佛国乐土”。尽管二者还存在许多的不同，但在道德教化目的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因此发扬儒佛道德教化功能应是当前传统文化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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