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正是凭着这种”爱民如子”的“大仁大义”,独占“人和”之利,吸引了文如诸葛亮、庞统,武如关、张、赵云等英雄才俊似百川入海般争相归附,最终成就了鼎足天下的丰功伟业。
要论《三国演义》中的“义”,就不能不谈关羽,人称三国之中有“三绝”,关羽就是“义绝”。关羽历代加封,直至“盖天古佛”,成为人神极至,这与他的“忠义”是分不开的。
在第一回出场时关羽就介绍自己说:“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路见不平,锄暴安良,颇有些江湖豪侠的狂狷之气。
而这种江湖侠义在“桃园结义”之后,因为有了“忠”的牵引,就逐渐转化为“忠君之义”了。正如关羽在“封金挂印”前对张辽所说的:“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要为“义”干几件大事也许并非不易,但要将其融化在血液之中,见之于生活细节,而且有始有终,则着实不易。关羽则事无巨细,皆以“义”为准则,不僭越,不疏漏,不愧真正的“义士”品格。下邳败降,他与曹操立以“三约”:一保节操,辨君臣之分,“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严男女之义,“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明兄弟之义“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就是说,投降可以变通,惟有对大汉之忠,对刘备之义,生死不渝。所约三事,第一件似难却易,第二件更是不难,曹操所难的只是第三件:“然则吾养云长何用?”张辽此时劝曰:“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曹操于是从之。可是曹操和张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曹操“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但关羽并不领情,礼不足以结之。“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金帛不足以动之。“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遣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好色不足以眩之。曹操见关羽战袍已旧,便以异锦做袍相赠。关羽将新袍穿于衣底下,仍用旧袍罩之。曹操以为他节俭,关羽解释说:“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见关羽马瘦,便赠以赤兔马,“关羽再拜称谢”。曹操不解。关羽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毛宗岗叹曰“至情至性,读至此令人泪下。”
当然,曹操的厚待关羽也得到了回报。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为曹操立下奇功。更在曹操赤壁惨败,逃至华容道时,关羽担代着触犯军法的死罪,硬是网开一面,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报答了曹操当日的厚遇。“愿以一死酬知己”,关羽的“义士”形象也更显得高大丰满了。
但即便在“义”的光环掩盖下,《三国演义》中结合得几近完美的“忠”与“义”也因此出现了一丝裂痕:为“义”,关羽固然要“网开一面”;为“忠”,关羽却应将刘备集团最大的敌人曹操斩尽杀绝。“忠”与“义”在这时注定不能两全,两者的矛盾已初见端倪了。
《三国演义》中对张飞重“忠义”的品质虽然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也勾勒出了一位活脱脱的为“忠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丧失理智的“莽汉”形象。书中写到关张“古城相会”时,有一段出人意表的精采描写:
关公望见张飞到来,喜不自胜,付刀与周仓接了,下马来迎。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望关公便戳。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你死我活。”(同上)
及至关羽斩蔡阳辨其冤,又借曹军之口证往事,张飞才肯罢休。在听了二嫂述说前事后,“张飞方才大哭,参拜云长。”由此可见张飞对“忠义”的执着:桃园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先前张飞误会关羽背义,故不惜拼个你死我活,在张飞而言,这不仅是“义”,更是对刘备的“忠”;在误会冰释后,则大哭下拜,哭的是自己的莽撞,竟误会了好兄弟,拜的是关羽的义薄云天、忠心不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