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
《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孟子继承了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与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
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
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因此孟子对诸侯讲治国之道，总是主张先义后利。儒家创始人孔小和孟子大概认识到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本性难以改变，但又不能不加以节制，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悲剧意识奔走呼号，伸张道义，宣传仁爱。
孟子和康德式的西方思想家不同，他不是在书斋里从事纯粹形而上的思考，专事著述，而是四处奔波，游说诸侯，推销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因此他非常注意因人施教，根据具体对象决定说什么，怎样说。他的话被回忆记录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论语》、《孟子》这类语录体经典，语境还原对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抽离了语境而盲目加以普适化，就会导致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