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核心的问题,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问题。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种,几乎穷尽了孔子思想的全部范畴,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